文：丸橋充拓

第二章 「古典國制」的繼承——六朝至隋唐

一、南方眼中的《三國志》

漢帝國的落日

持續四百年的漢帝國，至三世紀初逐漸崩垮。相對於大陸，此時日本列島上的諸勢力正邁向統一發展。卑彌呼代表倭國遣使節來朝貢，但實施冊封的王卻為篡奪漢王朝的魏（二三九年）。繼承卑彌呼的臺與，所朝貢的對象又變成篡奪魏國的西晉（二六六年）。

漢帝國崩解的餘波不只影響日本列島，對周邊地區也造成很大的影響。剛好三世紀到六世紀時，地球正迎向寒冷期，居住於內陸的游牧民族開始向溫暖的地區移居，進而與周圍的農耕世界產生衝突。這類的狀況不只發生在漢帝國，羅馬帝國等歐亞大陸東西方的國家，無不陸續面對。

在這漫長的混亂期之間，於王莽朝至東漢間完成的「古典國制」又將由何者加以繼承？在第一卷時已經提過，「古典國制」的形制之後主要由西晉、北朝、隋唐的順序加以繼承。但另一方面，對於孕育於漢代的傳統文化，由中原延續至江南地方的「六朝」（吳、東晉、宋、南齊、梁、陳六國的總稱）的人民，更認為自己才是傳統文化的繼承者。本章主要的目的，就在於進一步探索這段過程。

魏晉南北朝的興亡略年表

Photo Credit: 聯經出版

魏晉南北朝的興亡略年表

東漢滅亡後，漢分裂成曹魏（曹氏）、蜀漢（劉氏）、孫吳（孫氏）三國，此即知名的三國時代（二二○─二八○年）。本節首先探討三國時代的動向。

熟讀《三國演義》的讀者也感受得到，這個時期中，武人與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十分重要。武人是靠著「武藝與俠氣」，從社會的底層或邊緣往上爬升，進而擁有自己的兄弟或軍隊的領袖。文人則是以地域社會為根基的豪族知識分子，具有儒教的素養及政官界良好的人脈關係。前章所述的劉邦集團，也是武人與文人的結合體，自漢帝國四百年的國祚以來，文人與地域社會的盤根錯節變得更為深厚。

漢帝國這座原本不動如山的宗廟宮室土崩瓦解後，「武人的衝撞力」與「文人的安定性」的組合，貫穿整個魏晉南北朝，驅動著時代巨輪前進。

兩者的結合之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屬劉備與諸葛亮（一八一～二三四年）的關係了。原本只是一個向心力較高的集團領袖劉備，從諸葛亮身上所獲得的，不只是「天下三分之計」這條妙計而已。諸葛亮背後其實代表著他身後的荊州（湖北、湖南）文人知識分子與豪族階級。因此，劉備得到諸葛亮的首肯出仕，其實意味著得到他背後的文人與豪族的支持。

東漢末年的荊州，在長官劉表的主導下，學校的擴充與文化的振興持續發展，逃避戰亂的文人，許多避走荊州，進而形成被稱為荊州學的學派。活躍於《三國演義》之中的司馬徽、徐庶、龐統以及諸葛亮等人，都是與劉表或多或少有所關聯的學派分支。換言之，在與劉表宴飲時，發出「髀肉之嘆」的劉備，在對諸葛亮行「三顧茅廬」之禮後，等於成功獲得荊州文人與豪族對此喟嘆的回應。

這個時期的人們，地域社會對自身的評價——鄉論——對他們而言，十分重要。若在某個地域獲得某種評價後，無論好壞，都將成為流通全國，甚至跟隨一生的「證照」。如曹操具有過人的識人之明，因此許劭稱其為「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並據此獲得發跡的機會。又如劉備，因為將在荊州的鄉論中具有「臥龍」之稱的諸葛亮納入麾下，取得了發展勢力的基石。

劉備集團之後向益州（四川）擴大勢力，雖然將益州豪族納入政權之內，但卻難以克服其外來政權的弱點。在魏篡漢稱帝後，蜀漢為了與之對抗而建國（二二一年），也是打著再興漢室的大旗，以維持國內的向心力。但在創業功臣一個個迎向天命之後，接班第二代中以荊州出身者占大多數的政權中樞，因為無法消弭地域社會之間的隔閡，終於成為三國之中最早被魏合併的政權（二六三年）。

孫吳政權的成立

《三國志》之中，另一個雄霸一方的英雄，出身自江南一帶的孫氏，原為吳郡的下層豪族。孫家在東漢末年的動盪期，於孫堅一代逐漸嶄露頭角，但與初期的劉備集團一樣，還只是未獲得有力豪族支持的任俠集團，只能轉戰各地，以求戰功。至兒子孫策時，與周瑜、張昭等來自北方的豪族交好，其弟孫權又吸收了陸遜等江南的有力豪族或魯肅等新興富裕階層後，才逐漸確立穩定的政治基礎，最終邁向孫吳的建國。

孫吳在赤壁之戰（二○八年）中擊敗稱霸中原的曹操後，原則上確立了與蜀漢同盟，共同對抗曹魏的方針。過程之中，於建業（今之南京）築石頭城，城內還打造了連結吳郡的水路網。孫權即帝位的時間為二二九年，與其他二國相較晚了許多年，但在建國以前建設此地的整備工作，早已進行了多年。也為建業打下了成為江南重鎮的基礎，一躍而成歷史舞臺上的六朝首都。

孫吳的勢力，是以吳郡四姓（陸、顧、朱、張）與會稽四族（虞、魏、孔、賀）等自北方來渡以及江南的豪族所募的私兵為主。因此孫吳的體制也是以保障這些豪族的利益為出發點。比如承認軍團世襲的出兵制，以及提供軍團的經濟基礎的奉邑制等。

近年，隨著相關文物的出土，讓孫吳的制度更加明朗。一九九六年，近十萬片簡牘於湖南省長沙市發現，此即「走馬樓吳簡」。其中文字紀錄的簡牘約有七萬六千片，紀年大多為嘉禾年間（二三二～二三八年）。現在公開的內容雖然只有一部分，但大致上分為租稅關係、戶籍關係以及官方公文書等，之中涵蓋了許多關於田制、稅制、軍制以及與這些制度相關的地方行政機構與家族制度的豐富資訊。

走馬樓吳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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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馬樓吳簡

由這些簡牘的分析可知，在國家行政的末端機構「鄉」之下，還有「丘」這個特殊的行政單位。此外，稅收的費用名目與徵收制度、中央主導運送軍糧的指揮系統、就荒制度等，都獲得進一步的釐清。

湖南省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在走馬樓附近就發現了西漢、東漢的簡牘；在龍山縣發現了前一章所介紹過的里耶秦簡；在郴州則陸續發現了吳簡、晉簡；在益陽市發現了跨越楚、秦、漢、吳這些時代的簡牘。可見，有關「南方歷史」研究的全新篇章，其開展之日應已在不遠的未來。

孫吳與蜀漢雖然是軍事色彩濃厚的政體，但同時也孕育出許多優秀的學者與文人。如孫吳韋昭的《吳書》、謝承的《後漢書》、《會稽先賢傳》；蜀漢譙周的《蜀本紀》、陳壽的《三國志》、《益部耆舊傳》、《益部耆舊雜記》等正史或者母國的地方史等，陸續問世。吳郡陸氏一門的陸機、陸雲兄弟，在吳投降於晉後，仍然是江南一帶知識分子的代表，名聲甚為響亮。

孫權的國際戰略

以長江以南為根據地的蜀漢與孫吳，對於分布在南方山岳地帶的少數民族，皆是繃緊了神經。諸葛亮在北上與司馬懿所率領的魏軍決戰之前，為了無後顧之憂，曾經遠征貴州、雲南一帶。《三國演義》中「七擒七縱孟獲」的軼事就是來自這段歷史。小說中雖然加油添醋了不少，但對於蜀漢而言，對西南諸族的統治，確實是重要的課題。

另一方面，孫吳在統稱為山越的少數民族之間，同樣存在著巨大的摩擦。由於當時的農耕技術無法將江南三角洲的低窪地帶變成耕地，因此漢人殖民者的開發只好向山間地帶發展，從而接觸到山越的領域，讓雙方的衝突日漸加劇。

以「文明」為背景的開拓勢力，就此闖入了原住民的生活圈。就跟其他的案例一樣，之後會發生的事情可想而知，孫吳也不例外。武力鎮壓、強制移居、強徵勞力等。雖然歷經幾番苦戰，但孫權對山越的掃蕩仍然執行得十分徹底。

孫權與山越苦戰之事，也傳入曹操耳中，因此暗中支援、煽動山越，試圖擾亂孫權的後方穩定。當然，孫權也非省油的燈，與遼東的公孫氏、朝鮮半島的高句麗交好，不時威脅曹操的後方。

江南和遼東半島與朝鮮半島之間的海上交通，其實十分興盛。孫權與公孫氏及高句麗的關係，就是他們之間有所往來的最初期的紀錄。首爾特別市的夢村土城、風納土城、江原道原州市的法泉里遺跡，都出土過會稽郡的特產品，三國—東晉時代的陶磁器（青磁）。逐漸可以證明江南與朝鮮半島的貿易關係，在這個時期已經相當普遍。

孫權的視野也向南伸展。東漢末年起交趾郡太守士燮統治越南北部，名義上臣服於孫吳，呈現半獨立國的狀態。這一帶有來自中國的流亡知識分子，也受到印度的文化影響，絕非所謂的邊境未開化之地。士燮死後（二二六年），孫吳派遣交州太守呂岱，以武力征服此地。

孫權還遣使節至南方的扶南與林邑，使兩國向孫吳朝貢。此時，身為使者被派遣到東南亞各地的朱應、康泰等，將見聞著述成書，如《扶南異物志》、《扶南土俗》、《吳時外國傳》等，讓孫吳的高層能夠確實的掌握南方的資訊。另外還向東方派遣調查團，探訪「夷州」、「亶州」（有說法指夷州為臺灣，亶州是種子島或菲律賓等，但皆無確證）。

可見，孫吳不只與西邊的蜀交盟；北與遼東、高句麗；南與東南亞；甚至連向東方也嘗試開拓外交，是一種以孫吳為中心，大格局且全方位積極開展的外交政策。這是「江南立國的定海神針」，東晉南朝、五代的吳越國、南宋、甚至南京的國民政府都繼承了這條路線（明初徹底實施海禁的南京政權則為例外）。

在這樣的國際觀之下，孫吳成為三國之中佛教最為鼎盛的一國。如與中亞的大月氏有淵源的支謙，為了避中原的戰亂移住孫吳，受到孫權的重用，在佛典的翻譯上十分活躍。生於交趾，粟特血統的印度商人之子康僧會訪吳時，孫權特地在建業築建初寺迎接他。此外，羅馬帝國的商人秦論前來交趾，也曾至建業朝見。由上述這些紀錄可以得知，孫吳與海洋世界之間的關係十分密切。

如上所述，以江南為根據地的孫吳，具有廣闊國際觀，並據此展開其獨特的國際戰略。

魏的司馬懿在五丈原與諸葛亮僵持至其病歿後，回馬槍先征服遼東的公孫氏（二三八年），此後魏與朝鮮半島的來往變得容易。卑彌呼遣使節團朝貢魏國（二三九年）一事，孫權應也瞭若指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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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2：江南的發展》，聯經出版

作者：丸橋充拓
譯者：林琪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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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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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