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是真心話還是口誤？台灣人該如何解讀美國對台的「戰略模糊」？

文：李昱孝、陳方隅

美國總統拜登於5月23日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舉行高峰會，會後記者會上拜登被問到「如果台灣遭受到任何攻擊，你是否會願意軍事介入保護台灣？」他的回答是「是的，這是我們做出的承諾。」這引起了各國媒體的爭相報導，美國有許多電視台開始討論起平常能見度不高的台灣議題，台灣媒體也紛紛以「打破戰略模糊」、「美國將軍事介入」等斗大標題報導。

不過，拜登剛講完話差不多過了一個小時，白宮隨即發聲明表示「我們的一中政策沒改變」。回顧過去，這已經是第三次白宮及國務院出面為拜登「對台灣軍事協防承諾」的發言澄清，大家在困惑之餘或許更該從以下的面向來看這一系列的事件。

戰略模糊改變了嗎？

從當時提問與回答的語境中我們分析，我們無法從此單一事件推斷出美國的戰略模糊有所改變。當時的問題是，「基於一些明顯的理由你不想軍事介入烏克蘭的衝突，你是否願意軍事介入防衛台灣，如果台灣遭受到攻擊？」

提問者的問題邏輯重點應該是在於美國對兩種狀況反應的「差異性」，也就是說她想問的是「如果你因為某些原因在烏克蘭狀況僅提供軍事援助而未派兵參戰，那在台灣的狀況你是否會這樣做（派兵參戰）？」

如果當下拜登有理解到此問題的核心，他應該會遲疑一下再回答，然而他卻迅速回答「對。這是我們做出的承諾」（Yes. That’s the commitment we made）。如此迅速的反應可能是他並未意識到提問者真正想問什麼。

不過更關鍵的應該在於「這是我們做出的承諾」這句說明，因為目前為止美國並未公開對台灣做出派軍協防台灣的承諾，更沒有說明協防是怎麼樣的協防方式，所以這裡的承諾更可能是指美國根據《台灣關係法》對台軍售、維護台海穩定這種「戰略模糊」。

其實拜登後來馬上又提到一中政策，補充說明：「用武力取得（台灣）是不洽當的，可能引發類似烏克蘭的情況。」由此可見，「此次」拜登的論述基本上還是屬於戰略模糊，只是多數人並未明察當下問答的語境。

如同一開始提到的，我們無法從一次事件就推斷美國政府將有政策大轉彎，不過也無法否認過去的戰略模糊沒有轉變的跡象。例如拜登曾在2021年8月提到對《北大西洋公約》第五條的「集體防禦」的神聖承諾，並表示這承諾「對日本、南韓和台灣」也是一樣（We made a sacred commitment to Article 5 that if in fact anyone were to invade or take action against our NATO allies, we would respond. Same with Japan, same with South Korea, same with – Taiwan）。

儘管事後白宮仍表示對台政策沒改變，但很難想像拜登會在有「集體防禦」概念以及「美國有與日本南韓簽署軍事條約但台灣沒有」的認知下還能犯下這種錯誤。換句話說，拜登的談話內容，可能是有意為之，很可能是刻意和白宮及國務院的官僚一搭一唱釋放訊號，也可能他只是將決策圈平常在討論的事情拿出來談（所以才會講了之後又說政策一直沒變）。

總而言之，面對我們仍須繼續的仔細觀其態度，而不是隨即從單一事件做出定論。

戰略模糊或清晰非重點—嚇阻能力才是

無論拜登這幾次發言是口誤還是真心話，許多人最關心的還是美國政府對戰略模糊與戰略清晰的選擇。就這點來說我們必須再次討論戰略模糊與戰略清晰的辯論，不過這次不是辯論其優劣，而是辯論它的意義。

簡單來說，以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Richard Haass和David Sacks為首的「戰略清晰派」，認為隨著近年中國軍事行動對台灣造成的巨大威脅，美國的戰略模糊已經壽終正寢、不再能威嚇（deter）中國，而必須改以戰略清晰來嚇阻中國；另一方由「德國馬歇爾基金會」亞洲計畫主席Bonnie Glaser代表，認為美國若立刻將政策轉向至戰略清晰，可能直接導致中國認為必須先戰先贏，而立刻使用武力。

兩派主張的主要差異在於中國對美國政策的轉向反應以及手段應該為何。不過兩派之所以有辯論和爭議是因為他們討論的是要不要有「立刻」的政策改變。然而，戰略模糊與清晰的概念間，並不是零和的關係，它們更像是光譜的兩端。也就是說，每個政府就任時皆有其基本立場，但會隨時間環境朝向其中一端移動。因此更該考慮的是該往哪個方向移動、又該如何移動。

戰略模糊與戰略清晰得以運作邏輯的關鍵在於威嚇的可信度。就戰略模糊而言，美國需要維持足夠的威嚇讓中國或台灣任何一方不會突然做出開戰或宣佈獨立的行為；以戰略清晰來說，美國的威嚇力也必須讓中國相信，一旦它攻擊台灣，美國肯定會反擊而且具有讓中國付出慘痛代價的能力。所以無論是哪一派，追求威嚇的可信度都十分重要，因為它支撐著這兩個戰略。

不過，威嚇的可信度又部分建立在美國現階段的能力，這也是為何模糊派認為以美國現在的狀況改變成清晰會有危險，而清晰派也不斷在敦促美國政府繼續強化自己的軍事能力。其實在拜登發言後兩派的反應就已反映出他們對美國威嚇力的重視以及擔憂。

在各家媒體報導一出沒多久，戰略清晰派學者紛紛表示非常樂見這種戰略清晰的表態，但更希望這次拜登政府不要再收回這樣的論述，而能進一步提出具體政策改變。至於戰略模糊派則立即表示質疑，認為這樣子無法保持足夠的彈性，並且持續觀望著之後政府的反應，畢竟對外界來說這已不是第一次拜登發表如此具有爆發性的言論。

雖然兩派一開始有著態度上的差異，但白宮最後的聲明仍將兩派的注意力重點拉回政府的可信度。例如Richard Haass提到，在可信度使得威嚇性較強的狀況下，戰略清晰將優於戰略模糊；David Sacks 希望美國清楚聲明政策改變之外，更重要的是加強美國防禦台灣的能力；而Bonnie Glaser則批評戰略模糊不該變成戰略困惑（strategic confusion）。

由此可見，無論戰略模糊或戰略清晰的觀點一時之間誰負誰勝，使政策發揮效果的關鍵還是在於美國是否具有與其政策相對應的嚇阻能力。

就這點而言，想必台灣會希望美國對中國的嚇阻能力越強越好，即便是站在美國政府戰略模糊的角度看待，現在最棘手的已不是台灣獨不獨立的問題，而是中國何時會對台灣發動攻擊，以及屆時台灣能如何自保。因此我們仍期待美國政府能繼續保持言詞與行動間的一致性，以避免其嚇阻的可性度降低。

台灣人該怎麼看待這次「意外」

我們認為這事件之所以會引起熱烈的輿論討論，又或者是對某些人來說是期待的落空，可以歸納為兩個原因。

第一，正如上述針對發言語境的分析，即便提問者可能隱含美國是否出兵台灣的問題，但那樣的提問其實不甚明確，即使外界看起來清楚，對拜登本人來說他可能也未正確認知到該隱含的問題。

第二，許多媒體紛紛在拜登回答之後渲染戰略模糊的改變，然而事實是戰略模糊與戰略清晰本來就不是二分法、而是應該看移動的方向，只是大眾仍將焦點放在戰略光譜的兩極。即便有學者或是官員可能在某些場合上提到戰略模糊，但若仔細觀察可以發現，歷任美國政府在官方的發言上似乎皆會避免提到這類的詞，而是僅用我們遵守《台灣關係法》、一中政策或六公報等等來說明其立場。

這也意味著戰略模糊除了在目的上具有模糊的效果，在方法手段上亦然，意即美國官方從來不明講這是什麼東西，並且試著保有詮釋的彈性。簡單來說，它更像是一種長期的實踐，而非政府明確公佈的官方政策，因此除非美國政府突然的宣布政策轉變，不然它也只會在這個光譜移動，而不是有沒有存在或者打破的問題。

既然是如此，台灣該如何解讀或反應？我們承認戰略模糊與清晰辯論的重要性，但更關鍵的事情是，當中國使用武力入侵台灣時，無論美國派兵或不派兵，我們是否先具有能力抵抗中國的第一擊。也就是說，無論美國的能力或政策如何變化，其實台灣本身就該做好準備抵抗中國入侵的工作，而非一直在美國政策的辯論上消耗過多的能量。

台灣應該在「美國始終維持戰略模糊」的假設下就做好準備，這麼一來即便美國轉變為戰略清晰，又或者是當中國做出任何的威脅時，我們更能從容面對可能發生的危險。現在我們該問自己的問題是，台灣在爭論之餘做了多少準備？即使台灣大眾已經有愈來愈多人意識到中國的威脅，台灣人又願意付出多少代價和努力？

美國方面不管是民意或者是政策決策圈的人們，都已經形成多數的意見是要面對中國的挑戰，只是大家仍然在討論什麼方法才是最好的。這樣的辯論在現在國際政治的發展下，自然是愈來愈重要。

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因為烏克蘭軍民的英勇反抗和多國的合作，而使俄國陷入戰爭泥淖。某方面來看這對台灣來說是件好事，因為俄羅斯的挫敗可能會讓中國不敢輕舉妄動，而烏克蘭的作戰方法以及反抗的決心，也可以提供台灣學習。然而在另一方面，中國也能從中學習（尤其如何整備補給線、如何面對國際輿論、以及如何操作資訊戰等方面）並且將這些經驗用在入侵台灣的準備工作上面。

也就是說，不管美國國內的討論如何熱烈，對台灣來說最重要的就是要持續討論該如何增加自我防衛的能力。

當然，正如我們一貫的主張，這樣的能力也包括了辨識出那些疑美論者的論述（例如不斷質疑美國是否真的會幫助台灣，或者講說美國一定會棄台）、傾向中共的論述（例如一直講說是美國或者台灣的作為刺激了中國，讓中國一定得出兵），以及各種的失敗主義論（抵抗中共沒有用，一定會輸），辨識並且反對這些謬論，這樣才有助於我們持續提升自我防衛的決心。

本文經《思想坦克》授權轉載，原文發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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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彭振宣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