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夏念梓

2001年,計劃生育政策實施滿30年,獨生子女政策實行第24年,中國公布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宣布中國正式進入低生育水平國家行列,預計未來年平均淨增人口將保持在1000萬以上,並盛讚人口與計劃生育取得的成就舉世矚目,30年內少生了三億,為中國和世界節約資源。

誰曾想,中國人口自此「跌跌不休」。二十年後,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在一再推遲下公布,總人口雖穩住14億大關,但數據顯示生育率持續走低,出生人口大幅下降。至今(2022)年年初,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1年出生人口1062萬人,人口出生率進一步降至7.52%;減去死亡人口1014萬人,中國總人口比上年末僅增加48萬人。

這個數字在2020年為204萬人,2019年為467萬人,2018年則為530萬人。中國人口淨增長在三年內腰斬、腰斬再腰斬,減了九成,可謂是「跳崖式」下跌。作為世界人口大國的中國面臨人口零增長,甚至下降,這是20年前始料未及的。

統計局數據公布後第三天,國家衞健委在新聞發布會上將近年來出生人口下降歸因為育齡婦女數量的減少、婚育觀念變化、生育育養成本增高以及新冠疫情的影響,並表示將進一步出實招、出硬招。

自2014年「單獨兩孩」政策落地,隔年推出「全面兩孩」,再到2021年的「全面三孩」,中國政府已祭出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包括延長產假、增加幼兒託管服務、教育雙減、購房優惠政策。在東北等人口總量流失較高的省市甚至推出了二胎/三胎補貼、税收優惠、婚育消費貸款等鼓勵生育的措施。

儘管官員想盡了辦法,但人民還是不願意生孩子。中國新增人口僅在「單獨兩孩」推行後從660萬小幅攀升到710萬左右。2015年「全面兩孩」後,新增人口維持在700至800萬左右,其後再度跳水,讓國家坐穩了「少子化」、「老齡化」的基本盤。同時,民間不斷傳出墮胎需要「引產證明」,社區出現婦女隨訪員要求已婚育齡婦女上報經期的未經證實傳聞,顯示人口數據持續疲軟下,刺激生育政策或趨強制化。

因此當衞健委放話要「出實招、出硬招」,外界憂慮未來措施的走向。在悲觀的人看來,達摩克利斯之劍終將落下;如果「自由生育」是一部恐怖片,那一定是《使女的故事》。

人口不可以被計劃......嗎?

早在1979年「獨生子女」政策全面推行時,國內已有專家提出反對聲音,前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人口專家委員會成員、經濟學教授梁中堂預言「一胎化」會導致人口老齡化,引發人口危機;但他的意見未獲採信。

千禧年後,市場經濟興起引起人口的大量流動,人口地區分布和結構開始發生變化。誠如本文開頭提及的五普公告所述,中國低生育率問題早在二十年前已經出現。當時,國內輿論因五普結果引發了針對人口政策的大討論,出現了「生育自由」的呼聲。不少人認為,計生政策越來越脱離現實。若果國家可以把社會經濟事務交給市場,為什麼不能把人口問題交給市場與社會去自主決定呢?

江西省九江市德安縣塘山鄉的一個宣傳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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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九江市德安縣塘山鄉的一個宣傳牌。

在中國,人口問題不是由資源環境單純限定的科學問題,而是附屬於政治經濟形勢的政治問題。有學者通過分析和對比中國不同時期的生育政策後得出結論:決策層對人口政策擁有話事權,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政策的穩定或波動。

能證明這一假設的,是中國人口政策發展中的「悖論」。那就是在計劃經濟佔據總體支配地位的年代(1949-1976年),人口並沒有被嚴格限制,反而是在國家啓動改革開放發展市場經濟後,計劃生育成為基本國策。這背後的邏輯在於,在經歷了「人口十億也不怕」的毛時代後,新一屆中共領導人秉持的是「人多難辦事」的理念。在鄧小平和其後的兩代領導人心中,計劃是一種手段,但人口會妨礙發展,因此必須加以控制。梁中堂在訪談中也透露,一胎化政策之所以被採納,是因為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人口被中共領導層當作導致中國落後的原因。

一旦人口被視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障礙,那麼繼續維持現有的計生政策就是最安全保險的方法;這也是千禧年後人口危機逐漸浮現,但中共決策層遲遲未放鬆政策的原因之一。在每一年度的規劃文本中,人口增長仍是各地政府以及發改委重點管控的硬指標。除了政策慣性和政治結構性因素外,最大原因在於當權者深信,人口是需要被計劃的。

2008年曾有風聲傳言北京開始研究如何轉變一胎化限制,部分省市地方甚至在政策執行上有所鬆動。當時海內外皆有期待,認為中國或正經歷從人口管制模式轉向社會服務型的新自由主義趨勢。這種期待不幸落空了。

2021年,在三孩生育政策推出後,該政策被迅速寫入了法律。8月,中國人大常委會會議表決通過了關於修改《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的決定,以法律保障實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而早在1982年,全國人大已將「實行計劃生育是公民義務」寫入憲法。

事實上,「三胎」、「二胎」相對「一胎」不過是一種反向的計劃生育政策。如今的修正是因擔憂養老金危機、人口老齡化而做出的調整。計劃永遠不會變成放任,管理也沒有變成服務。那麼以往因獨生子女政策而實行的嚴苛的行政和經濟處罰,或許會變個方向重來;特別是當軟性的刺激性政策無法奏效時。

月經警察不會出現......嗎?

儘管聯合國對生育權有詳細的闡述,《國際人口與發展會議行動綱領》明確規定:「計劃生育方案的目標必須使夫婦和個人能自由和負責任地決定其生育數量和生育間隔⋯⋯人口目標儘管是政府發展戰略的一個合理部分,但不應以指標或配額方式強迫推行計劃生育。」但政府對人口和生育政策的強力控制仍然存在;特別是在崇尚計劃經濟的(前)共產主義國家,常以強制性生育政策來應對人口危機。

蘇聯上世紀30年因政治運動和饑荒喪失大量人口。1936年,史達林修改《家庭法》,以國家力量管控人民生育。墮胎成為了違法行為,施行墮胎的醫生一旦被發現將服刑兩年,尋求墮胎的女性會被公開批鬥。另一方面,生育7胎以上的「英雄母親」五年內每年按每孩可領兩千盧布獎金,生育11胎以上每孩可領五千盧布獎金;胡蘿蔔和大棒一起來。

至四十年代,蘇聯再加碼,以經濟手段懲罰不願生育的民眾。史達林制定了「無子女税」,税率為6%,涉及25歲至50歲的男性和20至45歲的女性。這一政策直到蘇聯解體才被取消。當時仍是華約組織成員的波蘭人民共和國則推行更為嚴苛的「單身漢税」,亦稱為「公牛税」,專門針對不結婚的男人,以推高生育率。

為刺激人口增長最不擇手段的要數羅馬尼亞共產主義政權領導人齊奧塞斯庫(Nicolae Ceaușescu)。1960年代,羅馬尼亞人口趨於零增長,生育率降到1.43%。1966年,齊奧塞斯庫頒布了臭名昭著的《770法令》,墮胎和採取一切避孕措施都成了違法的事情,而生孩子則成了義務,是愛國主義的完美詮釋。法令規定,每個45歲以下的女性都應該為祖國生下至少5個孩子。

避孕藥從市面上消失了,賣避孕產品也是違法的,只能從黑市交易。所有的女性都被迫讓婦科醫生每月檢查身體。政府會強行懲罰25歲以上的單身女性及已婚不生育的夫婦,並從工資裡扣除「無子女人員」費。

最瘋狂的是,羅馬尼亞政府派出「月經警察」到醫院巡視,將避孕的婦女和實施墮胎的醫護人員關起來。任何被檢查出懷孕的孕婦都被跟蹤,保證分娩,若女性過去曾有流產「前科」,則被監視得特別嚴密。秘密警察也在各個醫院嚴密關注着院內的各項手術。

與此同時,生育被國家描繪成「女性生命的意義」。性教育也被改寫,性行為被扭曲成為「做母親的行為」,宣揚為人父母的好處,包括作為英雄母親給祖國帶來多個孩子所能得到的滿足。

該法令帶來的直接後果是巨大的嬰兒潮。1966年至1967年間,羅馬尼亞出生人數幾乎翻了一番,每名婦女的子女數從1.9增加到3.7,生育率立刻從1966年的1.43%暴漲到1967年的2.74%。然而,嚴厲的法令令非法墮胎大行其道,再加上孕婦人數強增下醫療資源的不足,造成成千上萬婦女和新生兒死亡。

羅馬尼亞的孕婦死亡率一躍成為全歐洲最高,兒童死亡率為鄰國的十倍以上。由於新生兒死亡率大增,1985年羅馬尼亞政府決定,新生嬰兒滿四周後才能進行出生登記,未滿一個月就夭折的孩子將不會計入死亡數字的統計。到齊奧塞斯庫被推翻的時候,新生嬰兒的死亡率是2.5%,而被送進孤兒院的兒童達到10萬人以上。

立法、罰款、徵税、禁止墮胎、甚至是「月經警察」,這些國家窮盡一切可行的辦法,但計劃人口仍然失敗,或是註定失敗。除了羅馬尼亞的前車之鑑外(《770法令》推出後出生的一代被認為就是在1989年推翻齊奧塞斯庫的中堅力量),「老大哥」蘇聯的計劃生育政策也無力扭轉頹勢。蘇聯的生育率在八十年代大跳水,反而是解體後的九十年代,生育率下降的趨勢有所緩解。

我們是最後一代......嗎?

當「單獨兩孩」政策推出時,不少篤信「不婚不育保平安」的中國年輕人毫不諱言自己的生育意欲是相當的低。當「全面兩孩」,乃至「全面三孩」政策鋪開時,堅持「躺平」的「零零後」們嚷着「996是最好的避孕套」、「陽痿就是福報」、「我不買三輛勞斯萊斯,是因為勞斯萊斯限購嗎?」。當嚴苛的封控政策下,孕婦因無法及時提供新冠病毒核酸檢測結果而流產時,當「大白」上門拉人時,上海的年輕人決絕地喊出了「我們是最後一代,謝謝」。

然而,民不聊「生」,民不想生,就可以嗎?

2018年中國深圳街上帶著小孩的爸媽們。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2018年中國深圳街上帶著小孩的爸媽們。

不少熱心人已主動為國家獻計獻策。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胡繼曄認為,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就是因為有「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生育文化,「如果一個家族中的男性沒有孩子,是進不了祠堂的」。他建議,未來不僅可以設立生育基金制度來鼓勵生育,還要對丁克家庭徵收「社會撫養税」,構想與那幾個前共產主義國家所實施的經濟懲罰措施相若。

香港中原地產董事施永青撰文〈如何解決生育率不斷下降的問題〉,認為可待一個人完成最基本的生育責任,譬如生育兩個孩子後,才可以有權使用避孕產品。仔細想想,在數字化監控成為現實的國家,實施「避孕套實名」並非難事。

也有官媒發表文章,號召黨員在落實三孩政策方面發光發熱,行動起來。「每一名黨員幹部不能因為這樣那樣的主客觀原因,不結婚、不生育,也不能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只生育一個或兩個孩子」。落實三孩生育政策,是黨員幹部的責任和義務。就算因為年齡、身體等原因不生,也可以積極主動教育、引導、促成自己家人或周圍人生;「千萬不可漠視和放任」。

什麼是「這樣那樣的原因」呢?令人意外又不意外的是,婦女和女性主義為生育率下降背鍋了。有論調認為女性受教育權和就業權越有保障,女性就越不願意生育,並進一步推論為婦女權利越進步,人口就越來越少——「亡國始於打拳」,嗚呼哀哉。江蘇省統計局官網在2021年發布人口統計報告,將「女性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列為省內人口首次出現負增長的原因,認為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會導致少生或不生。報告引起輿論反彈後,江蘇省統計局回覆指數據沒有問題,但承認結論不妥。

計劃生育作為國策實施四十餘年,嚴苛的政令和「重男輕女」的觀念加劇了中國人口性別比例失衡,造成育齡婦女人數不足,生育率降低,衍生了墮胎、棄嬰等問題,更埋下了少子化和老齡化的種子。如今,政策方向雖然不同,但內涵卻不變:「生娃是家事也是國事」。只要女性的子宮和產道仍被國家機器所控制,不論生與不生、生幾胎,都無助於婦女權益的解放,也波及性小眾、長者、勞工等其他群體,甚至是所有人的權益。

曾經的計劃生育口號,「墮出來,流出來,就是不能生下來」,在未來會不會變成「懷上來,生出來,就是不能打下來」?「不婚不育保平安」原本是無奈的反抗,如今更像是絕望的負隅頑抗。畢竟有的是辦法,讓你生出下一代。

本文經歪腦授權轉載,原文發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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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