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らかに眠って下さい 過ちは 繰返しませぬから。」
（安穩地睡吧，這樣的過失再也不會發生了。）

──原爆死沒者慰靈碑碑文（廣島和平公園慰靈碑碑文）

即使來到21世紀，一問韓國人「國仇」、「世敵」是誰，99％的韓國人都會認為是日本人。

而有趣的是，若是問21世紀的日本年輕人問到對於韓國人的印象，除了韓食、韓流以及泡菜等等一些輕鬆的印象出現在日本年輕人腦海中，幾乎不會把韓國當作「國仇」、「世敵」來看待。

為什麼來到21世紀，不管是貿易、文化或者是藝術上，日韓交流如此頻繁的今天，韓國人依然會認為日本人是「國敵」呢？特別在體育比賽活動，這種取代傳統真槍實彈的競賽中，總是可以在日韓大戰會場內，看到令人意想不到的火花。諸如在東京主場巨蛋內，韓國棒球隊在投手丘上插太極旗，或者是足球場上加油隊的火爆的場面、奧運的韓國選手違反規定身披國旗繞場等等。

這兩個國家在體育競賽上的競爭、賣力，似乎不輸給真槍實彈的戰爭。韓國人認為應該對日本就應該這樣，但一方面的，日本人卻搞不懂為什麼韓國人為什麼要這麼做？為什麼雙方會有此認知落差？

究其原因，我認為在於兩國國家國民、民族的歷史觀不同──我們故且將日本人稱之為「扭曲歷史的民族」，而韓國人為「記住歷史的民族」。

前者在於有著不堪回首（？）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事蹟；而後者則是難以忘懷，在歷史上多被外人侵略的血淚史，在他們記憶中，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由日本人侵略到朝鮮半島的行為，最為嚴重、血腥。

若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考察點，我們就可以看到兩國國民的歷史觀是有多麼不同了。

二戰時期，日本大東亞雄辯會講談社（今講談社）的印刷品，宣揚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理念。

日本人，「脫亞入歐」鼓吹者，把鄰國當作壞鄰居以及鼓吹大東亞共榮圈等等作為，導致現今各國仍記著「軍國主義」殘暴面孔的日本國。甚至每一年，在日本國內境內，8月15日日本首相參不參拜「靖國神社」，都會引起亞洲鄰國的關注以及抗議。

但日本人怎麼來看待這樣的一段歷史呢？或者該說，怎麼「扭曲」這一段歷史呢？

最引人筆者注目的，莫過於在於20世紀末，日本當地發生了一件重大事件，也就是東京教育大學教授，同時也是日本國內研究日本思想和文化史的專家──家永三郎，他從1952年開始獨立編寫日本高中歷史教科書，但是由於當時日本政府對教科書的審查標準一再修改，家永的幾次申請都無法通過。

家永三郎（1913-2002），日本歷史學家及教育家，曾任東京教育大學（後來的筑波大學）教授，並為日本皇太子講授日本史。反對軍國主義，也是日本少數堅持日軍於二戰時期的南京大屠殺及其他戰爭暴行為史實的學者。

最讓家永不能接受的是，政府在對他的文稿批語中反覆地強調：「不能把日本的民族形象寫得太灰暗」、「不能把731部隊（即：侵華戰爭期間，日本在中國東北從事細菌戰、人體實驗的秘密軍事醫療部隊）寫進教科書」、「有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描述不當」等等評論。這讓即使是身為日本人，但是作為一位親身經歷過戰爭的家永從「道義」上無法接受。一怒之下，他把日本政府告上法庭，罪狀就是：「政府對於教育的干涉違犯了保障學術自由的憲法」。

這一場官司一打就是32年，是金氏世界紀錄確認的史上耗時最久的民事訴訟。最終，家永勝訴之後，日本教科書審核的確放寬許多，日本學校在選擇教科書上獲得更大的自由。而1974年，家永把當初審核沒通過的書稿公布於世，就叫《審訂不合格日本史》。

但另一方面，在歷史的教科書編排上，也出現了以藤岡信勝與西尾幹二兩人為首，充滿爭議的「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按照他們的論調，教科書要找回「日本國民的自豪感」，就必須把今天歷史教科書中充滿「自虐性」的記述去掉，特別是有關於對於中國「南京大屠殺」以及朝鮮（中國）「隨軍慰安婦」的記述。

從「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內也產生了不少「恢復日本國民自豪感」的發言，如藤岡信勝與西尾幹二的日本否定論（《國民的疏忽》，PHP研究所），他們認為：

1. 南京大屠殺沒有發生過。性奴隸（sexual slavery）的日本慰安所制度也不存在。

2. 隨軍慰安婦不是性奴隸，只是商業行為，只是妓女而已。

3. 南京事件中中國犧牲者人數不是中國方面所說的30萬人，也不是日本歷史教科書寫的10幾萬到20幾萬人，而是最多為一萬人。一般市民的死者，據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報告「即使都正確」，也只有47人。

4. 朝鮮殖民地化和日中戰爭的責任不在日本，而是在對俄國和歐美的威嚇沒有危機感、落後於現代化的朝鮮和中國方面。

5. 日本進出亞洲時代，對東亞各國來說，真正的威嚇不是日本，而是俄國（蘇聯）以及歐洲列強。

6. 南京大屠殺、隨軍慰安婦問題是「國內外反日勢力」的宣傳捏造。

還有一種說法：「朝鮮在非難日本之前，首先應該反省自己，當時不應該給他人添麻煩，做一個有管理自己能力的現代國家…（…）…殖民地的人的水準也要提高到跟日本人一樣。日本就是熱心腸。所以日本的殖民地統治與歐洲人有根本的不同，是想把殖民地的人提高到日本人的水準。如果說歐洲人想把世界都變成歐洲，那麼日本人也可以說在自己支配力所及的範圍內，想達到全部日本社會化」（藤岡信聖、濤川榮太，《歷史的真話》，扶桑社，134頁之後）

這些都可以看到，歷史如何在日本人手中被使用之，甚至是轉移了歷史問題焦點。（學者高橋哲哉也在《戰後責任論》，對於這些人所持的日本戰爭責任否定論，曾有極為精闢以及邏輯論證。）

不過，與其關注「專業知識份子的歷史書籍」，或者是「學上一天一小時的歷史課」，對於普羅大眾的具有影響力的，還是應該回到親近日本人日常生活之物，電視、小說、卡通、漫畫就是這一類的代表…

《紺碧艦隊》，荒卷義雄所寫的一部架空歷史小說與科幻小說，敘述一群擁有前世第二次世界大戰記憶的轉世日本軍人們，發起政變、組織新政府，最後成功形成日、美、德三強鼎立的時代。此作日後改編成漫畫、動畫，在日本受到熱烈歡迎。

1982年，日本出了一本改寫二次大戰歷史的科幻歷史小說《美國本土決戰》（檜山良昭著）。以這本科幻歷史小說為契機，日本本土冒出一大批類似的小說，其中最有名的為荒卷義雄的《紺碧艦隊》（1990年），在這本小書內，荒卷義雄虛構了一個故事：

聯合艦隊司令──山本（高野）五十六，帶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的記憶在另外一個世界轉生，而於「照和」十六年發動政變，成立新政府，重新開戰。其中也描繪日本取消了超級戰艦大和號的計畫，建造了全新的潛水艦隊『紺碧艦隊』，且藉著這支艦隊，在開戰之初擊滅了美國太平洋艦隊，並將其中的戰艦俘虜改造為『紅玉艦隊』。接著又佔領夏威夷群島為據點，由此開始，揭開了一連串戰爭歷史，直到日軍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這本小書，改寫了他記憶中的「太平洋戰爭」這一段歷史，或者說，日本境內的普羅大眾的歷史觀。因為，根據統計，90年代，從事這種「科幻歷史小說」寫作的作家在日本至少已經有十五位，改寫二次世界大戰的作品已經出版了近三十個系列，發行量總數超過千萬冊，並且透過電視卡通、錄像、電子玩具發展等等，在日本境內，產生巨大的連鎖效應。

但是在日本境內，並不是沒有學者針對這樣的現象提出質疑，如日本文化觀察者加藤周一在《日本社會文化的基本特徵》中，特別針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提到日本人的「戰後責任」意識。

他說：「在15年的侵略戰爭中，作為個人，日本人認為沒有哪個人是戰爭的責任者，即大家都有錯。戰爭責任由全體日本國民承擔，不是由領導人承擔。所謂『一億總懺悔』，就是說無論是香菸舖的老闆娘，還是東條首相，都有一億分之一的責任。一億分之一的責任事實上就等於零，即變得沒有責任。大家都有責任，幾乎就等同於沒有責任。這就是不講個體的日本人」。

高橋哲哉在《戰後責任論》一書內，也說到：「『作為日本人的責任』，不是一個日本公民在法律上發生的責任，不是服從國家法，而是負起自己所屬國家現狀的政治責任…（…）…負起『作為日本人』的戰後責任。」

但是，筆者好奇的是，前述扭曲的歷史觀繼續發酵下去的話，如果再讓日本開打一次，現今日本年輕人想的是「失敗的」東條英機，還是「成功的」山本五十六？這的確是耐人尋味。

圍繞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為考察點，就外人看來，日本作為「扭曲歷史的民族」的印象，比比皆是。如記者凌大為（David Pilling），在2014年出版《大和魂：日本人的求存意識如何改變世界》（Bending Adversity—Japan and the Art of Survival）一書中，提到日本關於扭曲歷史的例子。

凌大為認為，日本人扭曲歷史早有先例，早在19世紀的日本國族主義領袖，就創造了一個以天皇為核心的神話，有效地讓後封建時代的新國家，凝聚在這個神話底下。在統治階級的日本人，將萬物有靈論的民間信仰「神教」，提升到作為日本國教，而神道教的各個分枝，則團結在天皇底下。

至於被認為是承接天皇世系的太陽神「天照」，被放到了中央。1880年起，日本學校的歷史教科書，不是從石器時代的人類講起，而是以太陽神的誕生，以及天皇世系的起源作為日本歷史的開端。

又如同在此書中，凌大為指出日本人「根據天皇的年號記錄日期，並不是（但有些人堅持是）表現日本特有的週期性時間觀，這種記錄方式僅僅追溯到19世紀，也就是天皇崇拜被創造出來的時候」，也為一例。

同樣地，上個世紀，1964年以「日文」寫作、出版《台灣苦悶的歷史》一書的留日台灣作家王育德，也曾經引用到日本人更改歷史的實例。他寫道：「1964年2月23日，日本《星期天每日週刊》寫道：『日本人由於對中國人抱著曾經發動侵略戰爭的罪惡意識，常有故意避而不談『台灣人』的問題傾向。』」

台灣史學者李衣雲也指出的類似的現象，她說，日本重要的出版社，如岩波書局所出版的鉅部日本史，在這些日本史裡，殖民地史往往只寫到朝鮮或者是滿州，卻沒有台灣，但是就殖民地歷史而言，台灣為日本殖民最久的地區，而台灣只是被分類到中國史的部分。

小林善紀（1953-），日本男性漫畫家，為自營出版社「Yoshirin企劃」社長，知名漫畫《台灣論：新傲骨精神宣言》的作者。

近十幾年論述台灣《台灣論：新傲骨精神》的小林善紀，對於筆者在這裡提出「扭曲歷史的民族」日本人的歷史觀，可說最近代表性，他曾經如此說到：

「最近中國人又開始宣傳『日本軍在台灣屠殺了六十萬人！』，瞭解日本統治時代實情的台灣人，根本不相信這種謊言，反而成為眾人的笑柄。中國人對數字的感覺可說極為誇大，例如古詩中便有『白髮三千丈』的說法，每當中國人想表達『很多』的概念時，便會信口胡謅個『三十萬』或『六十萬』的數字，例如『南京大屠殺犧牲了三十萬人的性命』，其實只是表達『極多』之意罷了！此外像萬里長城或中國五千年的悠久歷史，事實上也是一種極盡誇大的形容詞」等等。」

日本人之所以為何如是扭曲歷史，筆者的確可以了解，也就是當日本人重新面對自己的那一段殘忍、軍國時代，還是在遮遮掩掩、不肯於承認過往的那段歷史，就如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慘遭原子彈爆炸的廣島，在今日的廣島和平公園的慰靈碑上就可看出。

「安穩地睡吧，這樣的過失再也不會發生了」，這樣短短的碑文一例，寓含著日本人的意識。

這短短的碑文，主語到底是誰？令人難以捉摸。

是日本人？還是美國人？還是全人類呢？如果我們從有著省略人稱主語的日語結構來解析，是日本人刻意避開主語的使用嗎？

但是，若是說到日語的指稱人稱的用法，比起韓語，或者是漢語可是來的多呢？如指稱「我」的第一人稱的日語就有：私（わたし、わたくし）、俺、僕、我輩、うち、それがし、まろ、わらわ、拙者、身共…，而指稱「你」的第二人稱則是酉：貴方（あなた、あんら）、きみ、あまえ、あまえさん、ご前さま、お宅、その方、そち、貴様、貴殿…等等。換句話說，在日語中並不缺少明確指出第幾人稱代名詞之詞，但是在這碑文，「人稱」卻被掩蓋了。「過失」究竟指的是日本人、美國人還是全人類，恐怕還要吵上好幾年吧？

在廣島和平公園上的這塊碑上，刻下的銘文是否是強烈地散發著「日本是這場戰爭的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的信息」？

日本廣島和平公園紀念碑

碑文放大圖

2005年，7月27日，一位屬於右翼團體（誠臣塾）日籍男子安佐南區，來到廣島和平公園，把慰靈碑上的「過ち」（錯誤）一詞劃掉，在日本當地稱為「原爆慰霊碑破損事件」（げんばくいれいひはそんじけん），事後，安佐被判兩年八個月的徒刑。

但碑文上被「錯誤」一詞被塗掉後，整句碑文變成：「安穩地睡吧，再也不會發生了」，在我看來簡直是極大的諷刺。

以前面提到的科幻歷史小說來說，日本下次開戰的話，不會再有這麼多的死亡者，安穩地沈睡於此，反而是生龍活虎的生活。因為，日本人終將是戰勝者。他們將是「紺碧艦隊」山本五十六，而不是「日本頭號戰犯」東條英機。

幸好，在日本境內，總是有著反省性極強的知識份子（如上述的家永三郎、加藤周一，以及處理靖國問題的高橋哲哉等人），作為日本社會進步的動力、核心人員，來重新面對日本人所謂的「戰後責任」歸屬的問題，或者放大而言，被日本人自己所扭曲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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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韓國人，筆者曾經分析過韓國人「混淆」和「激動」的情與恨；作為恨，乃是跟「情」無法嚴格區分開來的。韓國人對內乃是以「情」作為團結人民的動力，但是對外以「恨」作為一致向外的團結動力，兩者在性質上，都是以「激動」為情緒，來做為韓國人存在樣態。

之所以會稱韓國為「記住歷史的民族」，筆者在《他人的目光—韓國人的「被害」意識》（即將出版，唐山出版社）一書內，已經反覆論證過原因。韓國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竟然禁止日本文化輸入長達53年，直到金大中在1998年撤銷禁令為止，日本文化才漸漸傳入到韓國內。從這個例子，就知道韓國人有多麼想要「記住」日本這個國家，在他們的領土上造成的傷害以及恥辱。

此外，近年來日本「（南京）大屠殺」、「慰安婦」的事件，也隨著國際女權興盛，與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甲級戰犯合奠的事件，慢慢浮上枱面。韓國如何看待扭曲歷史民族的日本人呢？

慰安婦是日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誘騙、徵召、強迫為日本軍人提供性服務的女性，圖為當時來自朝鮮的慰安婦。

就拿1997年2月去世的慰安婦姜德景為例，她曾經有一副著名的畫作，描繪被刺刀扎在朝鮮少女身上，並在太陽旗下流出鮮血。她也是追究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有關於慰安婦賠償、道歉的先鋒者。她後來肺癌而死，但臨終前，還握著前來採訪日本記者井上敏邦的手說：

「日本人如果還不明白二次世界大戰對於慰安婦所造成的傷害的話，我還要再去日本說明，給我護照！」

「還要再去日本說明」這句話有著四個層面：對誰說？對日本人說。說明什麼？韓國人慰安婦受難的歷史。為什麼要說？因為日本人還不懂。為什麼還要再去？因為日本人聽了也不接受。

姜得景這句話，也包含了對於日本人三重指控：日本人不知道是自己幹的、自己幹什麼也不知道、而且知道了事實也不接受，所以「還要再去日本說明」。這是她臨終前說的最後一句話，所有的指控都指向歷史。

過去是誰？過去做了什麼？明白了怎麼樣的過去？

位於南韓首爾的「戰爭與女性人權博物館」，講述二戰時期韓國慰安婦的經歷。

諷刺的是，8月15日這一天，乃為日本的「終戰紀念日」，現今日本當地每年都會在這一天舉辦全國戰死者追悼儀式，天皇和首相都會出席發言。當然，其中最引人關注的，就是他們是否會前往到位於東京千代田區九段坂的「靖國神社」參拜。

至於韓國的8月15日，則為當地「光復節（광복절）」。

換句話說，連在節日上都可見到兩國雙方角力、鬥嘴，因為韓國人要告訴日本人：「你們8月15日為侵略我們國家的日本士兵舉行追悼儀式，我們韓國人要告訴你們，8月15日，可是我們韓國的光復節呢，擺脫你們殖民統治的重要日子！」

1945年戰爭結束後，被釋放的韓國獨立運動人士。

即使現今的韓國與日本交往甚密，但是由最近「獨島」還是「竹島」的領土爭權，還是可以看到這兩國人的鬥嘴，誰也不讓誰。台灣散文大家周芬伶在〈韓文的十二堂課〉一文內，抒發出她對韓國人歷史觀的看法，如是說道：

「韓人鬥志高昂，民性強硬，光日本教科書竄改侵略一事，吵吵嚷嚷三十幾年仍未罷休，最近又為獨島一事翻臉。」

我看這樣的事件，還會爭吵上一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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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是有關歷史的碑文，在韓國與日本的情況就大為不同。當筆者漫步在韓國的街道上，注意到韓國當地街道的雕像，多是以民族英雄（如李舜臣），或抗日英雄、烈士（如安重根）為主軸。且在銅像下，免不了記載著這些英雄、烈士的功績、過往；或者甚至在校園內，還可以看到一個個的小靈碑，或雕像，其中作為「民族解放的偉人」、「民族復興的英雄」標語居多。

想像一下，生活在這樣的一個社會環境、世界內，當一個不到兩、三歲的小孩子問著身邊爸媽，這些銅像、偉人是誰？爸媽難道不會如數家珍的告訴他們小孩子這些「英雄」的偉大事蹟嗎？

這是屬於韓國人的「被害」歷史、傳遞「被害意識」給下一代。

記憶與歷史在這裡被繼傳承下去，是透過一座座日常生活中都可以見到的的雕像、銅像以及碑文，而不是以高深的理論、學術論述。

韓國人的生活充滿著「歷史感」。當然，這種歷史感是一種「記住」、被害意識發酵的樣貌產生。

李舜臣（리순신/이순신，1545-1598），李氏朝鮮時期名將。該雕像位於南韓首爾市的「世宗大王與李舜臣將軍故事館」。

安重根（안중근，1879-1910），1909年在哈爾濱火車站擊斃日本首任首相、時任朝鮮統監的伊藤博文，因此被韓國人視為民族英雄。

除了韓國與日本的歷史愛恨情愁之外，早在十多年前，韓國也跟中國因為「歷史問題」吵了一架，主因在於「高句麗問題」。這因為，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學界在研究高句麗和渤海國歷史時，提出了高句麗和渤海國是中國東北歷史上的少數民族政權的觀點。

這樣的觀點一出現，馬上就引發起韓國學界激烈的反應，不僅通過各種管道提出強烈抗議，韓國當地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財力，組織了專門的研究機構，加大研究強度，也使得此歷史問題成為在中韓兩國學界之間，熱門探討的議題，更在兩國的網路上，引起了大量網友的激烈討論，甚至使得兩國民間感情出現惡化。

當年有的韓國專家表示，很多中國人根本就不知道這個問題。知道這個問題的中國人，也認為這個問題對中國人來說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但對於韓國人而言，中國學界這樣的觀點，分明是在掘韓國人的祖墳，將韓國的歷史據為己有，且使得韓國歷史的正統性和政體性遭到侵害！

透過這些的實例，都可以看到「歷史感」對於韓國文化的建立之重要性。

由「遮遮掩掩，扭曲歷史的民族—日本」，遇到「記住歷史」，特別是記住「被害歷史」的民族—韓國，這兩國人在未來還會進行多少次的鬥嘴，擦出多少火花，還真值得我們繼續觀察之。

作者簡介：陳慶德，南韓國立首爾大學，西洋哲學組博士候選人，主攻「現象學」，著有熱銷《背包韓語》（聯經出版社）、《韓語超短句》（統一出版社）等系列韓語學習書籍，目前在兩岸三地已計發表文字150萬字，近40本著作，目前沈溺於神話世界、翻譯理論分析，以及亞洲文化差異詮釋，當然，最愛的還是台灣。

本文經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日本篇、韓國篇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士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