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漢娜鄂蘭《極權主義的起源》：極權主義的幽靈仍潛藏在當代社會中

文：杳三

編者按：上一年的喧囂依然偃旗息鼓，但是很多中文讀者心中的鬱結想必仍沒有解開。回顧上世紀的現代性發展，除了帶來人類科技狂飆式的發展，同樣帶來了史無前例的大屠殺和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哪怕此時這個春節仍然一片祥和，可人們都隱隱發覺到在可見的未來，相似的歷史很可能將捲土重來，而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早期作品《極權主義的起源》想必可以給當下提供某種歷史性的觀察。

已故猶太裔政治理論家漢娜鄂蘭的成名鉅著《極權主義的起源》（簡稱《極權》）去年底在台灣再版。新譯的中文版本除了將原著的「三大支柱」結構——反猶主義、帝國主義和極權主義分成三冊印出，新譯本不僅將鄂蘭冗長的德式英文，翻譯成更通順的中文語句，而且在翻譯專有名詞上更能準確表達原文的意思。翻譯準確度的提升，並另增譯者批註，能夠讓讀者更容易掌握鄂蘭複雜的思路，以及章節之間微妙的關聯。

當民族國家在19世紀發展到高峯時，它賦予了猶太居民權利上的平等。但讓猶太人獲得公民身份的政府，數百年來已經使民族身份（nationality）成為公民身份的必要條件，使人口同質化成為政治體（body politic）的顯著特質。在這抽象以明顯的不一致背後，隱藏着更深層、更古老也更為致命的矛盾。

從這兩段引文可見，新譯本不僅將鄂蘭冗長的德式英文，翻譯成更通順的中文語句，而且在翻譯專有名詞上更能準確表達原文的意思。例如，新版譯者李雨鍾認為，"body politic" 一詞不宜被譯成常見的「政體」，因為這詞在文中並非指涉某種政治「形式」，而是政治層面的「群體」，故選用後者會較貼近原著的意思。

極權主義的幽靈仍潛藏在當代社會中

《極權》的結語寫道，「歷史上的每一個終結都必然包含着一個新的開端。這一開端就是承諾，是終結所能產生的唯一『消息』 。對於先後經歷兩次世界大戰、進出法國的集中營，以及飄泊到大西洋遠方尋找安居樂土的鄂蘭而言，寫下《極權》不但是欲要理解上世紀泯滅人性的政治災難之由來，更重要是在動盪的時代尋找釋懷的方法，終結那段不堪回首的歷史。

儘管鄂蘭於1975年因心臟病在美國逝世，無緣見證蘇聯解體迎來的「後極權時代」，而她眼中的極權政治代表——納粹德國和共產蘇聯現今也已成回憶，令《極權》乍看似是對當代的政治現象難有解釋力的脱節文本。但誠如她在《理解與政治》所言，「唯有在某些無可挽回的事情發生後，我們才能嘗試去追溯其歷史。事件照亮它自身的過去；但它絕對無法從這個過去中推導出來。」因此，《極權》的意義一方面是以當年較創新的現象學研究方式，回溯和敍述極權主義興起前，18至19世紀中歐和西歐的政治和社會歷史源頭；另一方面也反省與批判西方的現代性困境，以及指出極權主義的元素和其政治目標尚未消失，反而隱藏於我們共處的現代世界，靜待歷史的偶然性將之喚醒。

《極權》於1949年寫成，1951年出版，初版稱為《我們當前的負擔》（The Burden of Our Time）。書中分析極權主義政體跟過去專制的本質差異。然而在史料鋪排和理論框架上，本書絕非簡明易讀，原因是本書要處理的歷史主題和素材至少橫跨數百年，而且原本的寫作大綱只是針對反猶主義和帝國主義來構想，並非現時所讀的「三大支柱」結構，更算不上是這些概念的「起源」。

即使在二戰結束後，鄂蘭已寫成反猶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篇章，但初稿出現極權主義的描述和分析亦屈指可數。然而1947年左右，鄂蘭欲將史達林統治的蘇聯納入研究範圍，並認為蘇聯顯然與納粹德國的「種族—帝國主義」並非一丘之貉，才考慮以極權主義同時指涉和疏理出兩種政體的共性。換句話，讀者翻開這本「磚頭書」時，一方面會發現三大支柱的篇幅已經可以獨立成書，同時也難以找到清晰的主軸，串連起反猶主義、帝國主義和極權主義的脈絡。

與鄂蘭同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沃格林（Eric Voegelin）亦曾批評《極權》欠缺統一性，而鄂蘭的迴應則表示她是要「探索極權主義的元素，並在歷史範疇中予以分析⋯⋯因此本書並不真的處理極權主義的‘起源’⋯⋯而是對那些結晶成極權主義的元素作歷史性説明⋯⋯」。故此，《極權》的寫作手法講究修辭和描述，旁徵博引大量傳記和寫實小説，即使不是傳統學院派的行文風格，其創新和獨特之處也算是另闢研究路徑，以理解上世紀的政治浩劫。

反思猶太族群本身在「納粹大屠殺」中的歷史淵源和問題

雖説鄂蘭最具爭議的著作或非是《極權》，而是後來代表《紐約客》親身前往以色列出席「最後的審判」而寫成的《平庸之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平庸之惡》）。此書不但惹來猶太族裔的同胞口誅筆伐，甚至連親友亦對鄂蘭竟然以冷靜、平實的筆觸，來形容「終極解決方案」執行者的艾希曼大表不解。然而身為猶太人的鄂蘭批判其族裔的政治意識，不但可以追溯至她在1930年代離開德國後，在法國參與猶太復國運動的經歷，更可以從《極權》裡談及反猶主義的篇章，窺見其看待自己族人的思想輪廓。

鄂蘭並非以猶太人與基督教的千年恩仇反思反猶主義的起源，反而是將起點設定在17和18世紀的西歐和中歐的君主制時期。當時只有個別猶太人因協助君主管理金融而成為社會權貴，然而法國大革命後民族國家興起，商業活動需要大量資本和信貸支撐，猶太人的富有階層將財富集中起來，以經濟組織的角色由社會邊緣移向中心，整體地位才步入解放時期。惟此時反猶主義仍是社會層面上的歧視，並未成為政治的風潮。

然而19世紀末，帝國主義時代走向尾聲，歐洲強權殖民的足跡遍佈全球。這種為「擴張而擴張」的資本主義運作，若無國家積極的政治協助和介入，已難以繼續無限擴張。同時，猶太人在帝國主義末期失去過往在國家商業運作的獨有地位，經濟組織的功能日漸化。鄂蘭認為，歐洲的猶太民族作為群體，一戰爆發前數十年已經和民族國家一同分解，分化成富裕的「個體」。與此同時，資本主義盲目擴張，拉開貧富差距，使至中下階級只能選擇向上爬升為資產階級，或淪落為無產階級。這個大環境除了藴釀出各種左派政治運動，後來也更成為反猶主義興起的特殊條件。

由於猶太人數百年來替各國政府穿針引線，處理金融相關事宜，這個金融掮客的刻版形象，漸漸成為政客宣揚憎恨猶太人的宣傳材料——銀行家是無工作和生產能力的剝削者，也是令下層階級生活充滿挫折和不幸的始作俑者。然而鄂蘭的解釋亦指，基於歷史原因，猶太人作為沒有政治共同體而質樸無根的民族，其無國籍政治意識和參與政治事務的能力，最終形成了政治冷感與被動的習性。以至於19世紀西方政治和社會爆發連串災難時，猶太人作為個體已無法組織起來尋找安穩的生活。這個觀點不僅回溯了猶太人政治意識的缺失，在此思考基礎之上，她後來也擴展成《平庸》裡批判猶太居民委員會在納粹種族滅絕中的責任問題。

民族國家運動中衍生的少數民族和人權問題

從猶太人的處境裡，鄂蘭亦發展出一套論述，闡釋現代人權的理想與民族國家保障人權的根本落差。雖然各種人權宣言聲稱，權利法律的來源將不再是上帝命令或歷史習俗，而是人與生俱來之物，也是説確立人權不能訴諸權威——因為「人是自己之本，也是他們的最終目的之本」。然而人權表面上常被假設和定義為「不可分離」，即獨立於所有政府，但執行時卻與民族國家糾纏混合，需要自己的政府充當權威來執行和保護。結果少數民族若被多數民族的政府排斥、摒棄，成為無國籍者，人權根本就無從説起。失去民族權利也就是失去人權。

鄂蘭其中一個核心倡議，是不將任何政治或社會權利作為人權的基石，而是宣稱人需要擁有「擁有權利的權利」（right to have rights），方能讓其他的權利獲得更好的保障。原因是喪失人權者首先是失去家園的權利——即人們出生和確立自身獨特地存在於世界的社會環境；而第二種是權利才是政府的保護。因為要根本地剝奪人權，先要完全剝奪人存在於這世界的位置——「一個能使言論產生意義、行動產生效果的位置」。因此鄂蘭曾明言，公民權是比自由與正義更重要的人權。

人類不是生而平等，只能靠彼此決心，保障互相的平等權利，併成為群體一員而獲得平等。但當代高度發展的政治社群裡，民族主義者常常堅持種族內部的一致性，原因是希望儘可能消除人們之間天然的差別，同時借群體的差異，挑起盲目的歧視和仇恨。故而，鄂蘭分析上世紀歐洲猶太人處境的框架並未過時，更可用作理解當下多國難民被邊緣化的處境。

納粹和蘇聯極權的統治形式：意識形態和恐怖

在《極權》的第三節章裡，鄂蘭開始大幅地討論史達林統治的蘇聯，並與納粹德國相題並論，嘗試勾勒兩者的極權元素。《極權》除了從群眾運動、組織與宣傳，以及秘密警察等多角度描繪極權政治的元素，更將分析提升到哲學理論層面，強調極權政治是「史無前例的新管治形態」，因為歷史上從來沒有政權嘗試把人，區分成理應消滅的人種或階級，然後創立集中營或勞改營，屠殺和改造所謂的「敵人」，更沒有政權公然取消人「不可殺人」的道德信條；甚至認為人的力量無比偉大，就連人性亦可改造。

Photo Credit: GettyImages

然而這種追求對人類全面統治的狂熱思想，只能固執地靠意識形態來推動和支撐。不論納粹的種族優劣論，或是共產主義相信階級鬥爭是歷史法則，兩者的政權都是建立在支配民眾的意識形態為統治手段：認定人類整體的歷史意義有其終極目的，即是政治事務都是為了實現純粹的人種（納粹）或無階級社會（共產主義）而行，結果把其支配的國度堆砌成封閉、虛構的世界，完全容不下與之並行或相悖的世界觀。

鄂蘭點出現代專制政體與過去一切暴政的根本區別，在於恐怖不再被用作手段來脅迫和威脅政治對手，而是作為工具來統治恭順的民眾。《極權》談論上世紀人性崩壞的歷史起源，某程度上也是對西方現代性的反省與批判。在納粹德國和共產蘇聯出現前，相信沒有人天真得會嘗試將人類當作機械、將道德律令視作無物，扮演上帝去創造無瑕的「新人類」。然而歷史告訴我們，一切可想像的皆有可能發生。21世紀極權政府看似早已埋藏在歷史中，但只要我們細心留意周圍的政治環境，也許會發現構成極權主義的元素和政治目標根本沒有消失，而是以改頭換面繼續存在於我們共同世界裡。這是《極權》能超逾時空的可讀之處。

本文經歪腦授權轉載，原文刊載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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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