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宥勳（作家）

一開始的時候，我並不覺得《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會是一本跟我切身相關的書——當然，它討論的是我感興趣的話題，身在「隨機殺人事件」不斷出現的台灣，這本書從近年全世界發生的「大屠殺」（也就是我們說的「隨機殺人」）切入，分析這個現象背後更深層的結構問題，確實令人好奇。這樣的好奇與困惑，應該是許多台灣讀者共有的，這點可以從胡慕情在端傳媒的報導〈血是怎麼冷卻的：一個隨機殺人犯的世界〉刊出時的「瘋轉」程度看出來。

但我錯了，我或「我們這種人」跟這本書的關係，並不僅止於知性的好奇而已。

如果要粗略地描述這本書所帶給我的圖像，大概可以分成三個部分。它首先建立了「大屠殺」跟「自殺」之間的連結，讓我們理解到，這種隨機殺人本質上是一種自殺行為，並且是一種帶有強烈表演性的自殺行為。（鄭捷就曾說過，自己：「從國小5、6年級開始，就認為往後人生會很痛苦的，所以不想活下去，但是又沒勇氣自殺，想藉由殺人被判死刑，了結生命。」）

接下來，《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從兩個方向說明這樣的「自殺」為何會在當代世界中成立：一是媒體景觀、網路工具所形成的認知結構，使得這樣富有表演性的殺傷行為（不管是對人還是對己），能夠成功攫取眾人的目光；二是「符號資本主義」對人類的壓榨，已經從體力勞動轉移到精神的、創造力的勞動，從而使得人們心神脆弱，而在那樣碎片化的勞動狀態中，「自殺」竟而成為一個理性的解脫方案。

所以，大屠殺是某種意義上的自殺；而在我們的時代，自殺不但可以迫人注目，甚至還是某種必然的理性方案。

我們這種人

終卷之後，我感到強烈的罪惡感——這不就是「我們這種人」所賴以維生的結構嗎？

我說的「我們這種人」，指的是在網路上活躍地發表各種言論的人。有時會被稱為「意見領袖」，比較正式的稱呼通常是「專欄作家」，討厭你的人有時會諷刺地稱你為「公知」。這樣的「職業」其實一直都存在，但在最近幾年，因為社群媒體的成熟、新媒體湧現和台灣人政治關懷的升溫，使得這樣的意見領袖人數顯著地擴增了。任何人只要回去翻自己的臉書、推特或G+，一年內最常轉貼的那些人，大概就是我上面描述的那種人。

這些人基於各式各樣的理由投身於媒體，或許是出於名利上的考量，或許是有某種理念想要推動，或者只是出於單純的分享衝動，但無論如何，他們聯手將網路的某一個角落，打造成一個「爭奪注意力」的場域。——如何在時事發生時，認準風向、利用自身的專業知識，站上數個小時乃至數日之間的「言論浪頭」？

我從不諱言自己也是其中一份子。我對這樣的行為，其實沒有什麼強烈道德評價；在我看來，這樣的事情既不偉大（其中的媚俗成分顯而易見，無論出於多崇高的動機）、但也不卑微（它所能產生的罪惡後果，就和它所能產生的良善效果差不多微弱）。我曾經寫過〈時事的快速反應部隊——網路時論為什麼這麼快？〉 一文，比較後設地談論這樣的論述產製模式，也曾在若干場合分享過我的「工作經驗」。

整體來說，我並不討厭我現在的「工作」，但我確實也在很多時候感覺到疲憊與虛無，特別是論述打造出來的世界和現實世界總是油水分離，像是一款做壞的甜點一樣的時候。然而當我讀到《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的這個段落時，我才知道我們其實正陷在一個更大的精神困境的結構裡：

「認知工作與金融資本的重組已經完成。自由代理人、自我剝削者與虛擬產銷者，這批青年部隊已經轉型成現代的不穩定認知工作者：認知者、認知的無產階級、與網路奴隸，只能投入神經能量以交換不穩定的收入。

臨時工（Precarity）是符號工作者的普遍情況。在社會領域中，臨時工的基本特徵不是缺少固定的勞動關係，因為儘管有法律規範，工作多多少少一直不穩定重要的是，勞動過程數位化帶來的根本轉變，是個人工作的持續性變得破碎化，以及工作時間的分形（fractalization，指形式改變）與分裂（cellularization, 指分割成很小單位）。工作者不是以完整個人的方式出現或消失,而是被抽象的時間分割取代。因此，全球生產的網路空間，可以被視為一種人類時間去個人化的浩瀚空間。」（p.191-192）

這不就是我們嗎？——雖然以產值來說，這麼講有點往自己臉上貼金，跟書中所舉的例子比起來，我們應該都是奈米級的符號 / 認知工作者——當我在描述網路時論作家們是「以小時為戰術單位的快速反應部隊」時，我所觀察到與經歷到的，正是這樣的一種對時間與精神的全面性掠奪。

當我向有志於此的聽眾、工作坊學員講解這些「自由工作者」的生存方式時，我其實正在不知不覺地引導他們走向一個充滿深度剝削的場域，而且這一切都有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比起在某家公司上班，這是更能夠「做自己想做的事」和「推自己想推的理念」的生活。因此，平均十多個小時的工作時間，就被合理化了，因為這是「自己」選的。

而弔詭的是，為了成就這樣的「自己」，我們同時也必須打造另外一個「自己」。我們可以找到不計其數的案例，關於某位意見領袖在公開場合和私下交誼時的巨大落差（我自己也常被初次見面的人說：「你看起來跟網路上完全不一樣。」）。我會透過一些案例告訴學員，這種「表演性」幾乎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你必須要想清楚，如果要跳進來，這戲是演不完的。」——想想那些平日呼風喚雨，但遭遇公關危機時就想以自己「只是在個人板塊發表意見」的說法卸責的人吧。

但這種獻上你所有時間、把整個人全部絞入符號資本主義的工作，事實上正如書中所描述的，是一種終極的剝削，而這是我在讀這本書之前沒有意識到、也無能警告那些充滿期待的學員的：

「在工業生產領域中，抽象的勞動時間具體展現在工作者的身軀上，並帶著某種公認的政治認同身分。當老闆為了資本調控需要人類的時間，他就必須雇用一個人，且必須面對這個人身體上的弱點、疾病與權利，也必須處理這個人帶來的工會主張與權力需求。當我們進入資訊勞動時代，每個人就不再需要一天投入八小時工作。因為資本家已經不再雇用一個人，他只要買套裝時間，而這些時間與那個人可以脫離關係。在網際網路經濟中，彈性已經演化成一種工作分形的形式。」（p.192）

這幾乎就是「我們」日常工作的寫照。而依照書中的推演，有兩種情況可以讓你暫時「下戲」。一是睡眠；但這僅是暫時且可壓縮的狀態。第二種，就是死亡。

製造奇觀

在解釋這類人何以成為這類人時，我常用的一個概念叫做「製造奇觀」。簡單來說，任何一人能在網路上創造流行，都是因為他製造了某種奇觀，只是差別在於手段——寫了一篇很好的文章，拍了一部很驚人的影片，PO了一張讓大家很有感覺的圖⋯⋯之類的。而任何人想要以此維生，關鍵就在於他能否「穩定地製造奇觀」。有些人能夠一夕爆紅，但不是每個人都能引誘你每星期都轉貼他的東西。

而相較之下，擁有較多文化資本的人，比較可能運用一種無傷無害的方式來製造奇觀。比如說，一名大學教授很容易可以憑著寫作就受到關注，因為他所擁有的知識對大部分讀者來說，就是一種令人「嘆為觀止」之物。但在這原理之下，我們也常常討論到：如果沒有這樣的資本可供躉售，或者是在某種急迫的情況下必須立刻獲得關注，有什麼方式是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做到的？答案是「用自己的肉身去換」。——是的，這幾乎可以解釋大部份社會運動的抗議劇碼的邏輯。

無論是示威遊行、各種抵制與不合作運動、佔領運動，乃至於絕食、自殺、自焚這類行為，都是一種肉搏戰。我們一無所有，但我們還有肉體。在這樣的事件中，人們不在乎是否能夠穩定產出，解決當下困境的慾望，強大到了願意一次性地燃燒，換得一次奇觀的地步。

但當我這麼說時，我還沒能意識到：如果這個邏輯推演到極端，那任何一名隨機殺人犯，其實就正是在製造我所謂的「一次性奇觀」。就像在今年「內湖女童割喉案」之後數天，台灣社會瀰漫著前所未見的躁動一樣，那樣的急切關注和媒體狀態，幾乎就是在暗示所有人：你只要這樣做，全世界就會被迫注視你了。

如果說在「湯姆熊案」和「鄭捷案」，我們感受到的是突然的衝擊與震驚，則最近的案例，帶給我們的卻是令人難受的「駕輕就熟」，不管是嫌犯還是我們，似乎都進入了一個彼此非常熟悉的刺激－反應模式當中（比如說，內湖女童割喉案的新聞一披露，馬上就有意見領袖預言：「接下來廢死團體要被罵一個禮拜了。」），而且似乎找不到擺脫這整套劇碼的出口。

就此而言，《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的分析是非常精準的。他所談的那些結構上的轉變看似渺遠，但都是讓大屠殺之能成為「奇觀」的可能條件，包括資本主義的抽象化和去疆界化、身份認同的召喚、人類被全面性徵用「精神」而產生的耗弱、越來越高度的競爭體系與越來越困難的「勝利條件」。如果作者的概括正確，我們這個世代基本上是「透過機器來學習語言」，並且被大量的電玩遊戲改變了思維模式的話，我們似乎可以用一句話來描述我們生而為人的感受：「幹，這場遊戲根本是地獄級的。」

面對這場遊戲，《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最後提出的建議是「嘲諷」——相較於本書分析問題時的縝密，這個僅僅只有四頁的方案，顯得有些單薄，讓人懷疑作家自己是否也有些茫然。但如果我們是這樣孤拎拎地被拋進地獄級的遊戲裡，如果絕大多數的人都注定了不會贏，用「不要那麼認真玩」的嘲諷，來抵抗「我不玩了」然後拔掉自己腦後的插頭的慾望，似乎真的是莫可奈何中的唯一選擇了。

但這樣的搖擺幅度，距離虛無主義似乎近得令人有點不安。而「不要那麼認真玩」的建議，更讓我想起詩人廖瞇在網路上分享過的案例。一位總是在廖瞇的寫作課堂上寫別的作業，不願意參與寫作的小學生，某次終於提筆起來，寫了一系列句子：

很努力寫功課的人並沒有辦法。
很努力讀書的人並沒有辦法。
很努力長大的人並沒有辦法。

這段句子，一時之間成為文藝青年圈子裡的熱門話題。大家震懾與這幾個簡單句式裡流露出來的詩意與無奈，它天啓一般代替我們說出了地獄級玩家的困惑：是啊，如果連努力與否、認真與否，都並不是我們有辦法的事情呢？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