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因為輔大性侵案件的紛擾，幾乎模糊了社會的焦點，對於真正的加害人，以及受害者的心情少了點同理和空間，TNL採訪了一位有七年經驗的諮商師小楊（化名），請他談一談過去在陪伴相關個案的時候，社會大眾最應該知道的事。

在電話中，小楊語重心長的提到，無論心理師、社工員或學校老師，這種「助人工作者」，心底都留著幾個夜深人靜時依然牽掛著的孩子，跟我們提到他與那個孩子的相遇，已經是將近十年前了。

那時候年輕的小楊才剛分發到單位實習，要到所謂的「家園」（各縣市社會局讓因為家庭照顧不佳而安置的孩子們居住的地方）去做團體諮商。

他還記得，每次上課最難忍受的，就是孩子們都會群起欺負一個小學五年級的女孩，那個總是低著頭、駝著背、臉上掛著鼻涕還嘴角下垂的女孩。

她們總是嫌她看起來沒精神、說話說不清楚、分組不願意跟她一起，彷彿她做甚麼都讓人看不滿意。課程結束後，那個被欺負的孩子來找他，女孩猶豫了很久，好像不斷在找該用甚麼語詞，形容自己的感覺。

終於，女孩想好了，問道：

「哥哥，如果你們告訴我，被爸爸性侵是他的錯、不是我，為什麼關在這裡的是我？」

小楊回想起十年前的自己，是當場愣住，完全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只懂得跟女孩一起流淚。

其實更多的受害者，是根本不願意「說出來」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一個性侵案件如果被發現，必須要在24小時內通報， 一通報後就得接觸到社工、警察和檢察官，也因為性侵案是公訴罪，被害人也不用去決定要不要對加害人提告。

如果要報案，通常會直接打「113」報案（一支24小時全年無休保護專線，屬衛福部）或是找非營利機構、警察。但一般來說找警察也會遇到社工，找社工最後也會遇到警察，即便直接跳去找非營利機構，在法律上一樣有義務要通報社工（最後警察也會知道）。

因為只要一通報，就會展開案件調查的程序：會跟家長說、開始調查兩造的說詞......很多受害者就是因為不希望讓家人知道、不想再重新回想那段經歷，所以選擇「不要說出來」。

小楊過去曾經有一個個案，女方被性侵但是選擇不通報，但是一段時間後，她的男朋友卻受不了，男朋友覺得兩個人親密關係的時候，總會不斷反問自己跟那個色狼有什麼不一樣？

所以對男生來說，就算那只是一個歷史、不是發生在自己身上，但還是會受到干擾或是覺得難受，可是當男生決定想要找人談談，女生（受害者）卻不是這樣想。

女生覺得那些事讓它過去就好了，可是男生卻過不去；女生覺得「如果讓你這麼不好過，不然我們就分手吧。」但是偏偏這個男生就不是想分手，而是希望兩個人可以繼續走下去，才會很努力想要改變現況。

甚至還有身邊的人還說「你還年輕，幹麻不換一個女朋友就好了？」男生卻根本無法接受這種建議。其實，很多人也忽略了，受害者身邊的人，往往也可能需要幫助。

讓受害者再度受傷的，其實是別人「幫她做決定」

看統計數據的話，被熟人（認識的人）性侵的比例是八成甚至到九成，陌生人性侵的比例其實佔很小部分，可是一般人想像中的性侵都是陌生人、那種在暗巷裡面發生的，但這跟真實數據剛好相反。

小楊提到，往往在受害者好不容易選擇說出來之後（尤其是發生在小孩子身上），就會有大人回說「這很丟臉！不要亂講！」「怎麼可能！一定是你也有問題，我們家這麼單純怎麼會發生這種事！」這類的例子數也數不清，幾乎每一個社工都遇過。

最後，大人在心裡可能都有一些自己的認定，像是「天阿！我的孩子被傷害了！ 」「我是不是一個很失職的父母！」於是大人就會反過來對孩子有很多的限制，其實是害怕自己的孩子再受到傷害，但是往往大人（家長）的這些反應、情緒卻會讓被害者再受傷、又繼續累積了傷痛的經驗。

因為被性侵害（妨礙性自主）的人，最關鍵的就是「被違反意願」，因此要讓受害者復元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回自己的意願」。

小楊強調，受害者的想法不該是由其他人來做決定，不管是覺得受害者一定要治療、覺得受害者很脆弱、一定要被保護......等，那些幫受害者做的決定都是在「違反意願」，其實都是再次的傷害。

而重建、復元的過程，其實就是讓受害者可以重新找回「自己做決定」的那種能力、有信心的感覺，然後整個環境至少要可以在這件事上，持續的支持受害者。

Todd Van Hoosear

受害者真正需要的，不是「拯救者」

在陪伴或是照顧受害者最常見的狀況就是，每當受害者心情不好的時候都要陪她，受害者需要什麼都要給她，可是事實上沒有人可以永遠做到這樣，最後那些想幫助、照顧受害者的人終究會離開，那又會對受害者造成再次的傷害，「是不是那些關心我、支持我的都是假的？」「我果然很糟糕！」「我是個有問題的人！」

小楊認為，陪伴或照顧受害者的人，千萬別把自己當作成「拯救者」 。

所以若是身為身邊的人，不但不該幫受害者做決定，還要去想「我們自己也有自己的生活」，要讓受害者知道，我們只能做到什麼程度，可以做到的是什麼？（例如：多久陪她聊一次）不能做到的又是什麼？（例如：24小時不關機隨call隨到）

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去滿足受害者所有的要求，所以一定要有原則，而這樣的原則才能讓身邊的人跟受害者的關係得以永續，不然受害者永遠會分不清人際關係之間的「界線」。

性侵案受害者的狀態，就如同「身體界線」被打破。「身體界限」指的是每個人能忍受別人碰觸自己、接近自己的限度，每個人有權利決定自己的界線。

因為我們每個人在成長過程中，都會不斷去累積自己的經驗，學會怎麼去跟身邊的人維持最適當的距離。但是在被性侵之後，受害者原有的經驗會被強力破壞，對於如何判斷自己跟別人之間的關係的「功能」會當機、不知道該跟人保持什麼樣的距離。通常就會出現兩種狀況，要不就是過度的跟別人親近（很黏人）、或是過度跟別人疏離（逃避互動、不信任）。

所以我們每一個陪伴、照顧受害者的人，都要幫她拿捏適當的距離，不然受害者會一直處於「惡性循環」，也就是永遠無法建立穩定的人際關係，或是因為過度黏人，而導致關係一次又一次的破裂、受害者又繼續無限循環的怪自己。

說了這麼多，我們問小楊，那麼受害者都怎麼說她們對社會大眾的期待呢？

小楊說道，曾經有一個個案，他花了五年時間陪伴她，那個受害者最後告訴他，不是加害者定了罪，一切就結束了：

「如果只用嚴刑峻法，會有很多人，覺得這些事跟自己沒有關係。當然做錯事該被處罰，但事情不是那麼簡單。」

「嚴刑峻法只能帶來高牆，造成對立；唯有照顧和愛能解決問題，帶來復元。」

註：很多人都會質疑受害者「為什麼你沒有反抗？」

小楊告訴我們，在成長的背景裡，以男生來說，如果有人對自己動手動腳，可能很自然的反射動作就是「打回去」；但是女生卻不是這樣被教導的，小時候男生拉了女生內衣，女生可能會追著男生打鬧，但不會真的把人打傷，如果真的打傷了，就會有人覺得女生怎麼可以這麼兇？

所以當一個事件是出乎意料之外發生的時候（尤其是有八到九成都是熟人性侵），大多數受害者不太可能有能力去做一個平常做不出來的行為，導致很多人是當下嚇傻了、或根本不知道如何反應。

核稿編輯：楊士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