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雨晨
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博士學位學程博士候選人，研究興趣為親職、親密關係、數位性暴力、女性議題。
嬰兒車禮讓汽車：台灣「裡外不是人走」的行人地獄，也是一條條少子化道路
在當代仍多以女性為照顧嬰孩者的狀況下，混亂的交通環境可能加深女性對嬰兒車的移動與搬運過程，其舉步艱辛可能擋住其他行人或駕駛者的通路，又同時容易遭受白眼或謾罵，甚至深化大眾對「馬路三寶」的性別刻板印象，讓台灣交通不只是地獄，更是「少子化道路」。
女人何苦為難女人？從「子宮家庭」理解過年婆媳大戰背後的社會運作邏輯
不管是婆婆或媳婦，女性在過年中扮演的性別角色，往往是重要、吃力卻也不討好的角色。從張羅年菜到親友網絡情感聯繫，以及最後的收拾善後，生理與心理勞動幾乎落在女性身上，過年節慶體現女性角色在社會結構變動的變化，也呈現女性仍在性別位置處於次等、無償勞動的不變化。
性別研究系所的存在，能挑戰既有以「男性主流」知識為框架的高等教育，這為何重要？
倘若高等教育不持續培養性別研究相關的人才，除了失去具性別專業人才在學術場域或實務機構發揮，剝奪相關人才對社會貢獻機會，也容易使高等教育知識與環境制度停滯不前，無法回應當代現象與性別問題，學理和社會關係則難以與時俱進。
《流麻溝十五號》：女性政治犯的身體、生活與人生，如何成為一種懲戒管道？
女性政治受難者日常生活與其成長經歷，是她們起身抵抗社會結構、從事社會／婦女運動與啟發政治意識的特有意義。無論是母親的女性身分、她們自身的女性身分、女性手足的女性身分，身為女性所面臨受壓迫命運與處境，卻亦是產生左翼女性思維及行動的重要關聯性。
女性與胎兒的「人」「權」之爭：墮胎爭議不僅「正發生」，未來還可能「再發生」
事實上，當女性面臨墮胎與否選擇的議題，通常亦可見社會支持系統漏洞所在，或是性別文化與社會結構共謀，進而使得女性對懷孕生產感到恐懼。
陳亞蘭入圍金鐘獎最佳男主角，呼應評審團與當代社會對於「王道陽剛氣質」的想像
性別與戲劇角色交織所展開的故事多樣化，無論是「當代」各式性取向、認同型態的性別角色、或是「傳統」異性戀性別角色，都有值得社會關照探討之處，或許重新思考獎勵配置（當然，牽連關於名額等相關制度，也期待和影視傳媒學術或業界持續相互對話），則會是推進或拓寬性別框架的一種制度方式。
母職的想像透過母奶與配方奶，始終在女性身體、心理與社會角色上體現與流轉
本文認同林昶佐立法委員提出的「檢討強推母乳政策」質詢內容，同時也不禁思考，若是由生理女性立法委員提出質詢，或許獲得的反響回饋可能不一樣？
撒古流等被指控性侵的藝術家作品是否該參展？藝術家的私德與創作能否被分開看待？
博物館有責任保護、展示藝術作品，但創作其作品的藝術家，博物館亦有義務帶領大眾理解藝術家性暴力行為，將會對受害者或社會造成什麼樣的身心創傷，或是再製社會與歷史的性別不平等權力關係。
COVID-19不僅篩檢確診者的身體，也一併「篩檢」了他們的社會人際網絡與情感關係
當COVID-19確診者的伴侶沒有「跟著」確診，他們的性／別關係與互動，可能被社會懷疑、預設或歸類到壞的性層面，而且不僅是壞的性，更不符合異性戀腳本性／別互動的機制，即是能夠和大眾解釋或持續證明這段關係的合理性。
從賴士葆的「長髮飯局妹」之說，探討社會對女性既厭又愛的矛盾樣貌
在性別權力位階結構式的不對等下，女性成為既能被凝視、也能被貶抑的他者，並從中確保男性掌握話語及定義權，這也說明為何賴士葆能夠堅持認為「沒有歧視女性」，即是性別結構於日常影響、形塑人們思維的展現。
從「台大狼師案」到「台男悲歌案」，女性亂告、男性受害現象反映了什麼樣的微妙意義？
本文認為，或許目前仍不能簡化、斷然指出這種「參與」就是「紅利」，因為這樣的「紅利」牴觸與不符合父權期待，所以那些指控男性性騷擾／侵害的女性，無論案件是否屬實，皆可能在父權體制下也被指控或看待成蕩婦。
重新思考N號房：如果女性自願參與、男性付費自由觀看，就是「你情我願、皆大歡喜」嗎？
簡而言之，在看似數位色情為自由的前提下，女性其實仍面臨至少三項束縛：（一）性私密影像成為籌碼（二）自由退出困難度高（三）參與色情的動機或過程被重新詮釋或簡化。
保障跨性別選手參賽就是「性別友善」，質疑其資格就是「性別歧視」嗎？
跨性別選手參賽是複雜議題，亦顯現跨性別選手僅因做自己，卻仍可能受生理結構牽制，或承受心理影響與社會眼光壓力，抑或專業與「生理優／弱勢」難以脫鉤討論等現象，皆再再呈現跨性別者的多重困境與不平等之處。
修圖上傳社群媒體蘊涵著性別意義，浪漫愛「商品化」帶來的影響為何？
當親密關係價值、社群媒體和商品彼此掛鉤時，甚至演變成為了在社群媒體上看起來很親密，購入一些不必要的奢侈商品，花大錢旅遊，但其實真正彼此的問題卻沒有解決，真實的生活反而被社群媒體操控，也不斷複製性別結構裡的不平等問題。
家庭暴力、性別經濟結構、母職過勞，女性面臨疫情下的三重困境
非母親身分的女性，能力與貢獻被生育與否取代，而有些女性則看似因母親身分「保有飯碗」，但卻得同時兼顧繁重的母職工作，尤其是在疫情下的全天候照顧，金錢也不見得能夠解決的母職過勞。
「壞女人又是壞公民」的指責，加劇了茶室小姐等邊緣女性的噤聲與困境
處在邊緣位置的萬華茶館小姐們，她們或許因耗費大量時間、心力長期進行情／慾勞動，既難以拒絕親密互動，也很難從工作中隨時獲得疫情資訊；而即使有所擔憂，也可能因自身工作性質對追求健康有所質疑。
厭女還是愛女？青少女綽號裡的象徵意涵與性別互動探究
女同學的綽號涵義，除了字義性質呈現的性別意義，綽號論述也在同儕互動實作過程，試圖使女性服膺異性戀常規，但女性作為互動參與者，她們亦會在同儕關係、情境脈絡當中，重新詮釋、轉化或修正綽號意義，也透露女性於性別位置中來回踱步的困境。
除了性暴力，《希望：為愛重生》還突顯了韓國社會哪些性別議題？
「趙斗淳事件」發生後，父親如何從在家庭互動中缺席的性別角色，走回家裡陪伴孩子復原的出席過程。然而，其「父親」的性別角色卻也在其過程中面臨種種挑戰，同時亦反映韓國社會現象裡的家庭性別分工問題。
國際慰安婦紀念日：在殖民與族群的交織脈絡中，看見台籍慰安婦的生命差異
我們進而可知，「慰安婦」受害者原住民女性的處境，於看似平面的「慰安婦」受害議題討論當中，切出更艱難的差異困境；而在這雙重殖民脈絡中，也再次映現殖民統治如何幽微地持續剝削、阻擾受害者女性往後的行動力。
從「受壓迫者教育學」看性別教育：如何促成彼此對話的自由空間
性別教育課程設置固然重要，但如何讓性別教育教學擁有對話性更是共同目標。教育的目的是讓人們在過程中自由對話，建立自己的權能（方永泉，2009），倘若教育缺少了自由對話的空間，不允許學生提問或質疑既，這樣的知識難以擁有促進社會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