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別在於，他們失去了「選擇」的自由——我在希臘難民營當義工的兩週

文：黃柏翰

在希臘與馬其頓的邊界，有一群流離失所的人，住在帳棚裡，不知道未來在哪裡。這裡的人絕大部分來自敘利亞，其次還有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因著戰亂被迫離開原有的家，一路經過土耳其，搭上橡皮艇來到希臘，期望能夠獲得歐盟的安置。原本他們憑著敘利亞護照，就可順利通過多國邊境，卻在抵達希臘後遇上馬其頓與其他巴爾幹半島國家自2016年3月初起接連關閉邊境，就此卡在希臘無法前進，已至少三個月。他們許多是受過良好教育，原本有著安穩職業與居所，老師、理髮師、獸醫師、大學生、貨車司機，不分職業，因為戰爭都成為了難民。

難民營以Idomeni村的貨運火車站為最大聚集地，在2016年5月時約有10000人停留於此，周圍15公里內還有各大小難民營，數百至數千人不等。聯合國難民署（UNHCR）、無國界醫生（MSF）等NGO、獨立志工前來協助，提供乾淨水源、食物、物資、公共衛生設施。難民營的生活條件可想而知並不好，還好食、衣、住的基本需求都能夠被滿足，甚至有些人能在自己的帳棚經營一些小生意，如製作Falafel捲餅（一種中東料理）、從鎮上批日常用品來賣，甚至有專門跑腿買東西的工作，儼然形成一個小型社區。

相較之下，醫療、教育是比較不容易達成的部份。醫療面，醫療人員永遠不足以負擔龐大的需求；教育面，小孩因戰亂而缺乏教育，雖有志工成立了學校，給幼童遊戲學習的空間，也針對孩童則提供英文、德文等語言教育，但問題是無法穩定的提供教育，因為志工老師來來去去，小孩也缺乏受教育的動力與約束。有趣的是，還有一群志工致力於娛樂，如馬戲團、樂團表演、提供運動器材等，這些是我從來沒想過的，逃難時需要娛樂？聽起來不可思議，但這也很重要，愉快的心情讓人更有動力面對生活的困難。

我在這裡待了兩個星期，協助Hot Food Idomeni準備營養熱食，協助Team Banana把水果分配給小孩及懷孕婦女，協助倉庫組（主負責組織為Czech Team）將所收到的捐贈分類整理，還有各小型組織，很令我佩服的是，有些組織只是一群來到希臘才認識彼此的志工，因著想要更長遠的協助難民，就在此成立了NGO。除了這些比較外在資源的提供，我也進到帳棚裡和他們交朋友，了解他們的經歷，與他們分擔一些煩惱，詢問他們的需要並試著為他們尋找資源。

走在營區的路上，很難不會聽到有人對你大叫一聲「My Friend！」，可以感受到他們真的很高興見到我們，有時是成年人邀請我坐下來喝杯茶，有時是小孩則想找我一起玩，或他們只是想打聲招呼，表達歡迎（我想這可能是他們人生中學會的第一個英文單詞，連三歲小孩都朗朗上口）。好幾次都被招待水果、餅乾、咖啡、甚至是他們自己要用餐時，邀請我一起共享。所遇到的人，幾乎都非常的熱情歡迎我們，有時我覺得有點不好意思，我們是希望能夠帶給你們一些幫助，怎麼反而一直被你們招待呢？

我後來才理解，這並不是一個上對下的施捨關係，而是一個朋友間互相幫助的關係。敘利亞朋友對我說：「你們拋下許多來到這裡幫助我們，我們理當要照顧你們阿。」他們能夠招待朋友，心裡是非常愉快的，雖有缺乏，但仍能夠給予，並享受給予的喜悅。我也為他們感到開心（一是表示他們還有能力給予，二是他們還樂意給予，都令人感到開心），雖然失去了這麼多，但並沒有破壞他們對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感。

但「My Friend！」有時也是令人不知所措的一句話。一次我與朋友走在路上，有位女士主動前來向我們求助，表示他腳上的鞋子已開口笑，希望能幫他找到另一雙合適的。我們當然很樂意，便拿出紙筆記下鞋子尺寸。但需要鞋子的人可不只他一位，當其他人發現我們有能力找到衣物，開始兩個人、四個人、附近帳棚的人都圍過來。最後我一個人拿到了至少20雙鞋的清單，這是件好事，他們說出需要，我們才有機會協助。但一些人因此認得我能取得物資，這時叫「My Friend！」的原因，可能就只是希望我幫他們找鞋子。

有時我趕著進行其他工作，就只能跟他們說聲Sorry；有時我們被當成聖誕老公公，好像要什麼都能輕易的變出來，令我感到不被尊重；又有時我帶著物資，群眾一擁而上，物資的有限就造成紛爭，這也是我所覺得痛苦的。因為這樣，我不喜歡做這種單人分派大量物資的工作，或許交由組織進行大量發送，可以更有條理。自此以後，我多是進到帳棚，建立關係之後了解需要，對雙方都是尊重，比起大量分配雖然效率低落，但卻更尊重彼此為「人」，兩種方式都需要。

這家雖然幾乎不會講英文，但我藉著比手畫腳找到適合的運動鞋，他們很開心能再次踢足球！

不只大人，連小朋友都是很願意分享的。我們陪一群小孩子玩球時，遇到一位很會指揮別人的孩子M，看起來很矮小，卻已經13歲了，在這群小孩子裡是年紀最大的。剛開始覺得他真霸道，要求大家都照著他的規則玩，但最後，他留下來陪我們聊天，說他在這裡的學校學了什麼英文，給我看他包包裡收藏的各國撲克牌。過了幾天又遇到他，他很開心的分給我們他的水果果汁。我說「你自己留著阿，這個很健康你可以多吃一點。」他回答「我已經吃了一包了。」說完就塞給我們一人一包，又把他包包裡面的OK繃拿出來，貼在他被蚊蟲叮咬的地方，多的一個要給我。

「沒關係這個我也有。」我從錢包裡拿出自己的OK繃，但他還是堅持要給我，我突然瞥見自己的錢包裡面有著已經用不到的國際青年證，上面有我的照片，我說：「那我們交換一個，我再給你一個我的卡片。」男孩眼睛發亮的說：「真的要給我嗎？」我說：「對阿！」他就開心的收下了。

另一天，有位小孩拿著黏土找我玩，結束之後決定把黏土送給我。我想買瓶飲料請他，但我實在有點拮据，心裡又擔心他會不會因此糾纏著我，或者更多小孩來要，那我真的無法負荷。我朋友見他跟我在一起，就順手幫他買了一瓶飲料，後來也沒發生什麼事，我才比較放心，但也覺得慚愧，因為相較起來，自己真是不懂得分享，總想為自己保留些東西。

在營區遇到的家庭中，我們最熟悉的是養了一隻貓的家庭（以下簡稱為C家），總共有六位家人住在帳棚裡。男孩用手機給我們看敘利亞戰爭的畫面，坦克車從大街上開過，飛彈從天空落下，另一位英文比較好的女孩說這就是他們家鄉的情況，他們的爸爸就在建築物中遭到飛彈轟炸過世。說到這裡，我們感到非常難過，眼眶濕了起來，女孩卻叫我們不要替他們難過，還是笑笑的跟我們講話。但我注意到，坐在比較後面的阿姨，偷偷地拿起了衛生紙擦拭眼淚，在他心底，這個傷痕很難醫治。

他們從敘利亞偷渡來，一路帶著他們所養的貓，協助偷渡的人一直要求他們丟掉，否則貓的叫聲會引起警方注意，但他們依舊堅持要帶著牠上路。這隻貓後來在希臘懷了孕，我第一次見到時，四隻小貓才剛出生兩天，眼睛都還緊閉著。我們有幾天就坐在帳棚內，什麼也沒做，光是看著小貓就可以讓我們開心好久。我真替他們有成功帶著貓咪偷渡高興，因為這些小貓展現的生命力，讓這家庭在難過的環境中能感受到生命無窮的喜悅，也打發了一天又一天的無奈等待。

若仔細觀察，會發現許多難民不僅帳棚內部都整理得很乾淨，在吃東西前後也會用濕紙巾擦手，這對我來說很不正常，因為在逃難時，濕紙巾並不是必需品，但他們不僅有，而且很常見。這顯示出了兩件事情，一、他們在這裡住了數個月，更不知道還會待上多久，會想把帳棚弄得越像家越好。二、他們良好的教育帶來對衛生的重視，而且女孩的教育也受到重視（C家的大女兒是英文最好的）。

C家庭的孩子跟我們一樣，看日本動畫長大，看韓劇、足球比賽作為娛樂，女孩給我看他最喜歡的韓國明星照片，他們期待去到德國見到他們的另一位哥哥，順利安頓下來之後，能去到瑞士、去到澳洲看無尾熊（我在當地認識的朋友分別來自瑞士和澳洲）、甚至來台灣找我，他們和我們一樣，都會想要去世界各地旅行。我感受到，我們真是幸運，我們「只是」幸運而免於戰亂，若台灣現今和中國發生戰爭，或者數十年前沒有和平的從威權政府轉為民主國家，而引發內戰，我們又會去哪裡逃難呢？

難民的生活，除了外在的生理需求外，還有兩件心理層面的困難要克服，是無聊感與無用感。我認識一位獸醫師R，在敘利亞執業已經20多年，曾經去俄羅斯留學，他熱愛他的工作，但從2011年敘利亞內戰起，他就失去了他的工作，已經5年之久。另有一位大學肄業生A，因參加了反對敘利亞總統阿薩德的運動，而被關進監牢，後被驅逐出敘利亞，列為黑名單不得入境。A現有一位妻子，一位三歲大的女兒，A第一次遇到我們就招待共進晚餐，當我們問及A是否有需要任何東西，他說他什麼都不缺，甚至在金錢上都充足（聽得出來不是客套）。

由於A的英文說的非常流利，我們請他當我們的阿拉伯文老師，他一口答應，要我們隨時來找他，因為「他整天都在帳棚無事可做」。我突然連結起這幾天也曾經歷的無聊感，有時我獨坐在帳棚，什麼事也不能做，很消磨人的志氣，而他們在此狀態下更持續了數個月。又這些失去工作而帶著家人逃難的人，或許更會感到自己很沒用，不再能夠賺錢養活家人，也失去了工作中的成就感。我想到，讓他教我們阿拉伯文，或許就是給他最好的回報，他能用他的能力幫助人，還消磨掉了無聊的時間，這或許不是一個身體的生存必需品，但卻是讓他的心理強壯最好的幫助。

這些難民在帳棚已經住了三個月，難道就只能無止盡的等待下去嗎？其實他們是努力在尋找其他出路的。有些人比較幸運，順利用Skype聯絡上申請安置專線（很遺憾的，這專線每天只開放一小時，又有多人同時撥打，因此很難聯絡成功），在等待數個星期的審核與面試後，有機會安置進歐盟國家；有些人選擇以每人800歐元的代價，請人協助他們偷渡過邊境，經過馬其頓，想要一路到願意收容難民的國家去；又有些人沒有錢，只好徒步走五天的路程，躲避警方的追查，期待能夠進到更安定的居所。

在我志工服務的後半段，警方對於志工在路口的管控越來越嚴格，開始不允許獨立志工進入，僅有登記過的組織能夠通行。甚至有志工被上銬，帶進警察局拘留了一天。我們並不曉得原因為何，但我們總是被提醒著不要帶著任何造成可疑的物品，並隨時帶著自己的證件。

最後三天，我們為了避免出入的麻煩，也想更貼近難民的生活，決定住在難民營中，和我們所認識的家庭一起在帳棚過夜。沒想到第二天早上起來，我的朋友從德國媒體得知，隔天希臘警方將會出動大量警力，把所有的難民移至軍方難民營。

其實希臘政府已經設置官方難民營好一段時間，並提供巴士可載難民從Idomeni至軍營，但前往的人數並不踴躍。一是軍營設施並不如Idomeni如此完善，官方又僅與少數NGO組織合作，修繕速度遲緩，前往的人發現狀況極差，回傳訊息給仍在Idomeni的人們，大家意願又更加下降。二是Idomeni位於希臘跟馬其頓的邊境，如果邊境再度開放，待在這裡能夠最快的離開，官方的難民營則分布在希臘全境，去之前無法得知會被分配在哪一處。但經過多個月，有在軍營協助的志工前來分享狀況，他表示軍營狀況已經大幅改善，軍方態度也非常的和善，若難民不喜歡住在軍營，也可隨時離開或申請到其他軍營。

然而關於驅離行動，我並不採信我朋友的說法，因為流言已經出現過很多次，都是捕風捉影，但他表示這家媒體是非常具有公信力的。到了下午，開始人心惶惶，獨立志工們召開會議互相交流資訊，若警方以武力驅逐，如使用催淚瓦斯（在過去幾天有騷動時，警方曾使用催淚瓦斯）時，志工不該加入混戰中，並醫療團隊會製作舒緩的眼藥水給需要的人。我們也到各個帳棚告知難民，隔天早上六點可能會有大量警方湧入，希望大家提早作好準備。雖是如此，我還是很懷疑警方究竟會不會來。巧合的是，這天晚上希臘的月亮像是月食一般，有著橘紅色的光芒，氣氛特別詭異。

我同行的夥伴是一位自由記者，留在難民營為了記錄整起事件的經過。我希望以相機協助他，但我前一天粗心的把單眼相機放在另一位同伴車上，已經載離難民營，我相當的沮喪，像是一個即將上場作戰的勇士卻失去了武器一般，只能盡我所能的以手機記錄。早上五點起床，走到難民營周邊，我們確實看到一台又一台的警用巴士將警力載來。六點一到，周圍仍然靜謐，但我感受到空氣中緊張的氣氛，警方開始從最外圍展開驅離行動，我們小心翼翼的躲藏起來不被發現，遠遠望著警方站成幾排，要求難民打包行李，帶上巴士。

我們躲藏到廢棄火車後方，意外的遇到一對早起的庫德族夫婦K，K見到我們，邀請我們坐下來喝杯咖啡，我們答應了。這是很違和的一件事情，警方已經在外面，我們兩位處於腎上腺素大量分泌的緊張狀態，突然就坐下來和他們喝咖啡聊天，在當天清晨氣溫僅有10度，能有杯熱咖啡確實是讓我們心情好很多。我提醒他們要小心，若發生衝突，警方可能會使用武力及催淚瓦斯。當我們要離開時，女主人對我說，如果遇到什麼危險，來他這裡，「Mama」會保護我（少數我能聽懂的字，其他都是比手畫腳），我感動到無以復加，都這時候了他們還在想著我們。

我們繼續躲藏了兩個小時，直到八點多，我發現一切驅離行動都相當和平，沒有出現暴力，較內側的居民也還是一如往常的活動，我決定獨自更靠近的查看。正當我走在路上，兩位男人走向我，問我從哪裡來，是記者還是志工。原來他們是便衣警察，要請所有志工離開否則將逮捕。我雖然已經將台灣駐希臘辦事處的電話寫在手臂上以防萬一，但我並沒有作好要被逮捕的準備，當下情況也不可能逃跑，我就在一位警察的陪同之下，穿過重重警察，其中不乏手持衝鋒槍的武裝警察，一路走至入口。

過程當中警方的態度還算和善，像是在跟我聊天，好奇我怎麼與難民溝通，怎麼會從台灣來等等。雖然有點不甘心，沒辦法繼續在現場更多記錄，我只能提醒同伴小心躲好。最終他順利的躲藏了兩天，根據他的了解，警方處理得算是得宜，整場撤離行動從頭到尾都很和平，約持續了三天，後續則要撤離其他更小規模的難民營。

由於我離開希臘的飛機就在我被驅逐的隔天，因此被驅逐出來時，我也感受到這是我這趟志工旅程的句點。這趟志工之旅，由於我的預算有限，我餐餐吃土司省伙食費，自備帳棚來省住宿費（帳棚小到我連坐起來都沒辦法）。有些難民，能夠取得熱食、茶水供應，帳棚夠大又有足夠的毯子在晚上可以保暖（我還認識有家庭用一個帳棚專門作為客廳），甚至有錢能夠上街採買食材，用簡陋的器具烹調，所受過的教育也並不比我差。相較之下，我的情況好像更為困苦，我沒有錢，沒有人資助我，出發時帳戶只有250歐元，但為什麼我是來幫助的志工，他們是需要接收幫助的人呢？

我認為，是他們失去了選擇的自由。

我吃土司，是我自己的選擇，他們吃提供的熱食，卻無法選擇。我大可住好一點的旅館，但我選擇住小帳棚，他們住大帳棚，但他們卻無法選擇自己想住的地方。他們能夠負擔得起偷渡費用來到希臘，大部分家中都有微薄積蓄，但卻不像我能隨意花費，得保留在最需要的時候。更重要的是，我知道我何時結束，我隨時可以選擇離開，他們卻不行，他們無法選擇何時結束，他們可能要待在帳棚超過半年，他們不能決定自己要去到哪個國家，我則能輕易的到各個國家旅行，更重要的是我有個「家」能選擇回去，他們的「家」卻不再是能遮風避雨的地方。

當歐盟在為難民問題焦頭爛額時，有些人把難民想成一群利用此機會溜進已開發國家，以獲得更好生活的人。但我遇到的所有難民，沒有一人是不想回到自己的國家居住的。在家鄉，他們有自己的文化與熟悉的生活，但飛彈毀壞他們的家園，砲火奪去他們的親人，他們已無法安全的生活在家鄉，為了保全生命不得不離開。

若要真正解決難民問題，其實是停止戰爭，讓人民回到家鄉安全生活，各國就不再為接收大量難民煩惱。但戰爭的複雜，敘利亞朋友告訴我，很難在一年半載解決，參與戰爭的除了阿薩德政府軍、反叛軍，還有ISIS及各小勢力互相對抗，再加上國際強權於此角力，無法講誰對誰錯，但遭殃的總是希望和平的人民。

我想起那天，見到難民營旁一大片的田地，朵朵棉絮乘風而起，迎著我吹來，這該是美麗的景象，但在那天卻好像諷刺的述說著難民的生活，飄泊。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