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訊息
從《瘟疫公司》的「假訊息肆虐」副本，看謠言如何征服世界
瘟疫公司遊戲每一段時間都有推出新的病毒包，也有劇情模式，運用同樣的傳播邏輯，抽換不同內容。其中有一個劇情包是假訊息，遊戲目標是要在事實查核完成之前，操盤讓全世界被假訊息蒙蔽。
武漢肺炎新增2例本土個案，陳時中闢謠網傳「端午節前別出門」訊息
衛福部部長陳時中針對假訊息的內容表示：「他說不要出門我也不反對，但是如果要在假期出去走走我也不反對，但要注意我們的社交距離。」
如果我「真的相信」假新聞而轉傳，還會構成犯罪嗎？
刑事法以處罰「故意」為原則、「過失」為例外，如果主觀上欠缺故意或過失就，理論上不會構成犯罪，不過也有判決指出人應具備相當查證義務，認為「輕率將與事實不符之資訊發布於臉書」屬於過失的一種。
轉傳假新聞是「顛覆國家政權」？以防疫為名的中國網路監控
網上坊間的種種疫情傳播究竟是「真實」或「謠言」的認定，中國政府是否完全以專業進行判斷，恐怕也不易釐清，因為中國政府全力抗擊防疫目的，不僅是保衛武漢、保衛湖北而已，更是保衛政權。
「台灣疫情失控、每人可領10片口罩」調查局分析指中國網軍發動「假消息戰」
值得注意的是，大陸網民發現兩岸用詞不同，導致製造的假訊息也遭辨識，已有人提議直接引用台灣的「台灣事實查核中心」查核報告用於假訊息變種，以避免兩岸用語落差。
「趁災造謠」絕非言論自由，但移送之後法院買單嗎？
同樣是針對虛假訊息的制裁，或許基於訊息內容與政治事務的關連性，法官在適用《傳染病防治法》與《社會秩序維護法》的案例上，似乎存在著敏感且難以言喻的區別對待。
《後真相》：這一切都與逆火效應和「蠢到不知道自己很蠢」的達克效應有關
為什麼在人類的演化過程中會出現這些認知偏差？這是個有趣的問題。難道去適應真相不是件好事？難道相信真相不會增加我們的生存機會嗎？
為何大馬華人多不支持香港反送中？從媒體識讀與社會運動的想像匱乏談起
馬國公民在長達半世紀的威權統治下，形成對政治領袖的依賴，進而限縮自身對參與政治的想像，彷彿參與政治的方式只剩下選舉和投票，國家的進步與發展，依靠政治領袖的帶領，個體的力量卻是微小的
不是網軍、不是腦粉，挺韓素人靠什麼煉成十萬追蹤YouTuber？
2020總統大選倒數不到10天，回顧過去一年來，YouTube上大量出現支持特定候選人的網紅YouTuber，他們因何而起、走紅的原因又是什麼？
我現在要出疹：「後事實年代」的生存之道
曾經年輕人認為用網路可以改變世界，但在「同溫層」越來越厚的後真相時代，過去清者自清的理念已經不合用了，想要在資訊戰爭底下求生，就必須「以戰止戰」。
「假新聞」是社會的疾病，還是法律規範的漏洞？
現在有兩種看待假新聞的方式：一種是把它當成現代社會的疾病，另一種是將它當作民主社會中，要用法律工序處裡的對象，而後者除了歐盟所訂GDPR規範外，德國、法國、美國又各自有什麼因應措施呢？
小熊維尼全面下架、評分太低買不了高鐵票，這些「黑暗大陸」傳聞是真的嗎？
小熊維尼被禁和信用評等低會被禁止消費一類的新聞，從台灣媒體到美國的《南方四賤客》都在傳誦，但雖然中共確實有針對網路進行過濾和嘗試各種人臉辨識工具，有些我們常在新聞聽到的「中國惡相」，其實也是穿鑿附會而成的不實報導。
自媒體時代，身為「庶民」的我們更需要媒體識讀
影響我們最大的並不是假新聞，而是假訊息：「不能說沒有假新聞，只是大多數人看到的其實是假訊息，再加上新聞會讓你有距離感，假訊息帶來的影響反而是更直接的。」
新加坡「打假訊息法」上路，是明修棧道還是暗渡陳倉？
新加坡的通訊部長說，各內閣部門的部長是「判斷假新聞的最佳人選」，但法案並沒有指導部長如何評判訊息真偽，也沒有提出任何行為標準——這就像在一場球賽中，讓部長同時扮演球員和裁判的角色。
央視有個好萊塢：後反送中的中國劇本
訊息戰奏效的威力，足以禍延全國三代人，例如1969年曼森的殺人案就把美國的民意一舉從反戰扭轉成右翼的保守派，而當中共不斷對香港的現況進行扭曲時，也應該想想歷史的前車之鑑。
【圖表】突然都會講中文，拆解中國Twitter網軍的行為模式
Twitter大動作刪除疑似中國網軍帳號，並且釋出這些帳號的所有貼文內容。藉由這些內容，可以讓我們一窺網軍的可能行為模式。
周錫瑋接受《德國之聲》訪談，我彷彿聽到了國際孤兒的憤恨與悲涼
周錫瑋顯然活在歷史裡，活在聯合國仍有中國代表席次的那些日子裡。或許忠於自我認同並沒有什麼錯，只不過就像主持人所質疑的，有可能會混淆過去與現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