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
「愛我中華，修我長城」成洗腦口號，中國再度回到閉關鎖國的毛澤東時代
有了長城，對外可以抵擋遊牧民族，對內則產生一種凝聚力，把城內的人民壓向一個權力核心。誰修了長城，誰好像就擁有了長城內的土地人民，長城也就成了他家的院牆。中國的歷史是循環的，你以為已經向前一大段距離，但當你停下來定睛一看，會發現一切都又回到了起點。你以為已經告別了毛澤東和文革，但毛澤東仍在天安門城樓上俯瞰芸芸眾生，升級版的文革再度粉墨登場。
分析：中共軍事存在常態化對台「溫水煮青蛙」；戰略模糊政策危險，包士可投書籲美協助捍衛台灣
包士可撰文指出，從拜登40年外交政策失誤的紀錄看來，中國有理由相信，到了對台採取行動的緊要關頭時，拜登將會讓步。包士可說，眾所周知，拜登深怕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而這份恐懼引發智力和道德的癱瘓，時至今日仍阻礙他的政府向烏克蘭提供足以擊潰俄羅斯所需的資源。
季辛吉100歲辭世：到訪中國100次的「老朋友」，影響半個世紀全球事務的爭議外交家
作為尼克森政府時期以及之後福特總統任期內的國務卿，季辛吉領導了對中國的外交努力，助力談判結束了1973年以色列與諸鄰國的贖罪日戰爭（Yom Kippur War，即第四次中東戰爭），在後來結束越南戰爭的《巴黎和平協約》（Paris Peace Accords）中，他也發揮了關鍵作用。
專家：中國人口結構改變，青年比例僅17％社會僵化，今後將是「小亂不斷，大亂沒有」
易富賢認為，人口結構決定了中國今後將是「小亂不斷，大亂沒有」。對中國政府而言，需要擔心的不是政權安全，而是老齡化和青年比例下降導致的社會僵化和活力喪失。中國當局應該有足夠的政治安全感，放鬆社會管控以增強社會經濟活力、提升生育率。
史景遷《中國縱橫》：天安門廣場成為前所未有的人民空間，直至六月四日為止
隨著一九四九年九月下旬共黨確定打贏內戰，毛澤東在北平召開一連串會議，商討國家的未來走向，但所有人都很清楚他打算讓全國聽命於共黨。為凸顯這一點，天安門的正面掛上兩幅巨大照片，隔著廣場相望，一個是毛澤東的照片，一個是他的頭號大將朱德的照片。
智利政變50週年：縱容獨裁者皮諾契特上台，成為季辛吉外交生涯的「阿基里斯腱」
美國喬治城大學在季辛吉百歲誕辰前公布名為「亨利・季辛吉檔案遺緒」的文件。指出季辛吉外交生涯中的「阿基里斯腱」就是策劃、參與皮諾契特軍事政變。有人認為如果不是美國的縱容，皮氏不可能犯下如此罪行，因此曾任美國外交政策制訂者之一、且為政變主要幕後支持者的季辛吉，理應受到司法的制裁。
《中共百年間諜活動》：半部中共黨史，就是造反者與特務兩大集團鬥爭史
文革期間，毛澤東將周恩來的黑材料提供給紅衛兵，挑唆紅衛兵包圍國務院，將周圍困一天一夜。據周後來親口告訴美國記者史諾（Edgar Snow），軍隊中有人聽說他在中南海被圍困，就帶兵保護周，不惜與紅衛兵發生武裝衝突。毛看到周難以撼動，就翻手將反周的紅衛兵組織「聯動」的頭頭抓起來，背後都是毛周鬥法。
【逆滲透中國】「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周恩來，看見當前中國權貴精英的銅臭味，不知做何感想？
中華崛起、民族復興、共產主義、天下大同這些崇高的理想，它們是多麼悅耳動聽，多麼懾人心魄。可是古今中外，又有多少人為之留流血犧牲，最後卻付諸東流，任何的理想和抱負在階級的鴻溝面前有時都如汪洋大海一般難以逾越。
中國任命秦剛為外交部長看似「遞出橄欖枝」，美國還會再次上當嗎？
美國國會兩黨兩院已經形成共識：對美國來說最大的威脅，就是中國共產黨和在它統治下的巨大中國經濟軍事聯合體。所以美國開始轉向。船大掉頭難，從一個輔助中共的政策到遏制中共的政策需要時間，但現在看起來這個大船是在調頭，美中關係現在處於最低潮，正在向脫鉤發展，這是中共最害怕的。
中澳建交50週年：澳洲首任駐華大使回憶半世紀前兩國建立邦交內幕
菲茨傑拉德同意，今天的中國政府似乎更加「獨斷專行」 （dictatorially minded）及強勢（assertive），但50年前發生的事情仍對現在有所啟發：「當時的澳洲政府認識到，無論發生什麼事，你仍然需要與那個政府維持聯繫。」
【書評】《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毛澤東與身邊群臣，是一群禍國殃民的精神病人
宋永毅的這部力作，講述的不僅僅是毛澤東時代的往事，更是習近平時代正在發生的事情，日光之下無新事，相似的人物和情節，正在「你方唱罷我登場」。
余杰《美國左禍與自由危機》：鄧小平的「投名狀」讓美國引鴆止渴，再用「韜光養晦」騙過天真左派
本書回溯至二十世紀初期的美國，以保守主義的角度論述美國百年來如何受到左派思想影響的文化思想史，進而反思美國的自由價值與清教徒觀念秩序的內在連結，是余杰繼《大光三部曲》後，又一論述西方文明歷史演變的重量級作品。
《周恩來》：這位受人敬重且盡忠職守的人，為何無法成為中國的最高領袖？
周恩來的經歷透露出他之所以未能登頂，是因為他的吝於表達而不是因為政敵對他的敵意──至少一直到他最後的那些年。他常常有機會傷害及除去他的政敵，但卻狠不下心。
《周恩來》：毛澤東沒有成為完全的獨裁者，跟周恩來私下的反抗有很大關係
我們不清楚整風運動究竟影響周恩來有多深刻，但確實對他的公開講話有所改變。他表面上承認毛澤東領導者的角色，但並沒有順從毛的想法，也沒有盲目支持。
《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江青和葉群把文革變成她們個人報仇、一解個人恩怨的大好機會
夫人參政還常常加劇手握大權的夫人們之間因歷史間隙、性格稟賦等個人因素造成的矛盾、進一步在政治上影響她們丈夫，把猥瑣低俗的勃谿相向政治化，又把原應當嚴肅的政治鬥爭徹底地庸俗化。
《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對他親手挑選的兩個接班人劉少奇和林彪，都有始亂終棄的特點
毛澤東在林彪問題上一開始就表現出他的矛盾性格。一方面，他好大喜功，急需要搞個人迷信來提高自己的威望和鞏固最高權力，另一方面卻又要忸怩作態、欲蓋彌彰、自己給自己套上早就反對個人崇拜的道德包裝。
《中共百年間諜活動》：身為1950年代中國最高維安官員，羅瑞卿最終的命運是諷刺的
羅瑞卿曾說過一句至理名言：「特情工作好像一把刀子，用得好可以殺害敵人，用得不好也可以傷害自己。」一九七四年獲釋，羅瑞卿於一九七八年八月在德國就醫期間，因心臟病發離世。
《紅太陽的灼熱光輝》：「金門砲戰，意在擊美」，毛澤東與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機
毛澤東是知道美國要防禦台灣的政策姿態，但是他懷疑美國人的戰略信譽（credibility）。更確切地說，他希望美國人說話不算數，在壓力之下就沒有決心了。因此，他不是要「偵察」美國人的決心，更是要「考驗」美國人的決心。
「丟掉中國」的馬歇爾（下）：馬歇爾對中國的誤判，使他調停時有意無意地偏向中共
中共也是儒家黨——西方世界對儒家中國抱有無限美好的想像，正如周恩來以其士大夫氣質征服無數西方名流，連馬歇爾也是如此，「就個人角度而言，他與周恩來的關係非常融洽，極具政治家風範。」
「丟掉中國」的馬歇爾（中）：強迫打勝仗的蔣介石在東北停戰，是馬歇爾犯下的最大錯誤
馬歇爾是守成式的組織管理大師，不是麥克阿瑟那樣敢於冒風險的軍事家，他不敢玩美國人叫做「俄羅斯輪盤賭」的遊戲，對他來說這個遊戲的風險太大、賭注太高。